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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疊半到一戶建:由搬家史看在日華人社會成長性

2006年06月26日 10:09

  中國人來到日本,少不了吃穿住行之憂。來日伊始,何處落腳,總是一個大問題。從概念上講,日本的住宅單位,最小的是四疊半,由四張半草墊子組成個人生存空間;最大的是一戶建,即單門獨院的整幢樓房。中國人來到日本,大都經歷過蟄居四疊半的艱苦日子,然后伴隨著立穩(wěn)腳跟和事業(yè)發(fā)展,或搬家,或買房,在“住”的方面逐漸與日本主流社會看齊。

  對于來日十余年,已經獲得穩(wěn)定生存狀態(tài),在日安居樂業(yè)的許多華人來講,從四疊半到一戶建,是一條充滿象征意義的典型的生存和發(fā)展之路。以四疊半為起點,華人不斷經歷著搬家過程,實現(xiàn)著提高居住水平和生活質量的夢想。華人的個人搬家史,連綴出一條明晰的社會成長軌跡。

  一、搬家是個人履行家庭責任、實現(xiàn)自我肯定的過程

  孫先生(化名)來日15年,搬了6次家。他說,這在華人社會里不過是一個平均值。孫先生的旅日生活就是從三個小伙子擠住四疊半開始的。

  沒有到過日本,更準確地說沒有深入日本底層生活的外國人,一般無法理解什么是“四疊半”。旅日作家李長聲先生曾在《閑話四疊半》一文中這樣寫道:中國人初到日本,所居以“四疊半”為多,面積約九平方米,用周作人的話說,比維摩斗室還小十分之二……對中國人來說,大概娶日本老婆尚不具有普遍性,住日本房子才是實打實的“嫌日”第一課。李先生描寫的“四疊半”經驗,可能是大多數初來乍到日本的中國人都經歷過的:倘若你費盡心機弄到了簽證,興致勃勃地越海而來,開天辟地頭一回踏進“四疊半”,陳舊而昏暗,那你可要挺住,趕緊想一想當年上山下鄉(xiāng)是怎樣地身居茅屋放眼世界來著,此刻世界可就在你腳下,潮乎乎,軟塌塌,還有點松緊不均。

  1990年,29歲的孫先生單身赴日,就一頭掉進了“潮乎乎、軟塌塌”的四疊半。當時,他讀語言學校,另外兩個同住的室友,一個讀專門學校,一個剛拿到工作簽證,房租每人每月9000日元。

  10個月后,夫人要來日本,孫先生個人租了一間五疊的房子,雖沒有洗澡設備,衛(wèi)生間也是公用,但總算在日本獨立了,有了一個屬于自己的家,月租金5萬日元。

  1992年,為了把5歲的孩子從中國接來日本,孫先生夫婦搬了第三次家。他們租了一戶2DK的公寓,有廚房和洗澡設施,3個人住,月租8萬日元。

  1994年,孫先生夫婦在日本生了一個孩子,家族4人搬進了2LDK,廚房兼吃飯間有5疊,兩個房間各為6疊和4.5疊,總面積超過50平方米,月租10萬日元。

  1998年,孫先生通過抽選,入住東京都在練馬光之丘建設的大規(guī)模公團住宅,3LDK,70多平方米,月租達14萬日元。在不斷搬遷的過程中,孫先生也在日本闖出了自己的事業(yè)之路,有了安身立命的本錢和能力。

  2004年,孫先生斥資購入占地60坪,上下三層,總面積達300平方米的一戶建,完成了來日后第6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搬家,F(xiàn)在,孫先生把一層作事業(yè)之用,二樓三樓作居家之用,居住面積達200平方米,在日本也算得上豪華居所。

   一個中國人來日15年,靠自己的努力打拼,最終實現(xiàn)了從四疊半到一戶建的飛躍,這可以視作華人社會由零開始而上升發(fā)展的典型案例。

   孫先生對在日搬家的心理路程體會深切。他說,日本人有“窮搬家”的講法,但他的每一次搬家,都會奠定新的信心,猶如一個新的開始。中國人來日,有留學鍍金之說,自己來日本時已近30歲,就是沖著創(chuàng)業(yè)奮斗而來,沒有鍍金的想法,因為相信自己不是鐵,也不是銅,本身就是金。每搬一次家,都是從新的更高的層次上重新開始在日生活。因為住過四疊半,所以回到零也無所謂,沒什么可怕的。個人和家族搬家史的最大作用,就是促進自己不斷地去努力去爭取。

  孫先生過去同日本人接觸比較多,他認為身處日本社會,關鍵是做人,把人生哲學搞通了,人人都有成功的機會。孫先生是搞藝術的,有了幾十年的積累,根基深厚。他不需要向銀行借貸去負責經營,事業(yè)風險小,他靠學識去吸引人,靠性格去凝聚人。孫先生每次搬家,都會在新居寫下鼓勵自己的座右銘,時時反省。比如,他最早以《菜根譚》的“得意早回頭、拂心莫停手”自勉,后來又寫下“俠心交友、素心做人”,“人生百年、不可虛度”用以自勉。住在光之丘時,孫先生的事業(yè)已進入穩(wěn)定豐收期,他在家里掛出的條幅是“富貴名譽、來自道德”,“寧默毋躁,寧拙毋巧”。在成功購入一戶建,生活和事業(yè)更上層樓之后,他又寫下“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用以醒目驚心。

   作為過來人,孫先生認為搬家對一個男子漢來說,也是自我肯定,自我實現(xiàn)的象征。一個人不能總跟比自己好的他人相比,那樣會好高鶩遠,但應該跟自己比。男人對家庭負有責任,為夫人和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環(huán)境和生活質量,既是促使個人不斷向上、尋求發(fā)展的動力,也是自我肯定、獲得成就感的重要方式。

  過去房子住得小而仄,孩子的同學不愿來家里,后來居住條件有所改善,同學們愿意來家里玩,再后來有小朋友愿意在家里留宿,現(xiàn)在幾乎每周都有人來。孩子生日,同學們來祝賀,可以開party,同學的家長們也來交流,加深了日本人對中國人的理解。在不斷搬家的過程中,華人的社會地位提高了,通過孩子的學習和生活,反映得非常明顯。

  另外,孩子從小到大,隨著父母的搬家史一路走來,雖然免不了經歷轉學的波折,但搬家的過程也教會孩子比一般人更知道節(jié)省,更理解從無到有的生活的艱辛,更懂得每一份成果都是父母用汗水澆灌出來的,這使她們從小不事鋪張浪費,以勤儉為本——搬家的現(xiàn)身說法,好過任何一種口頭說教。

  中國人身在國外,完全靠自己打拼,不像在國內有家族關系、裙帶關系,還有各種社會背景。但中國人兩袖清風,沒有思想包袱,又比普通日本人擁有更開闊的實現(xiàn)理想的奮斗空間。比如日本人工薪族論資排輩,按部就班,他們的思維定勢是不到50歲以上,不是部長級,不可能也不應該住這樣的大房子。但孫先生通過自己的努力,不僅實現(xiàn)了夢想,更超越了普通日本人的心理局限,更顯示了華人社會蓬勃的發(fā)展力。

  在接二連三的搬家過程中,也有不少喜怒哀樂。住在四疊半時,沒有一件家具是自己買的,后來居住面積擴大了,開始買一張桌子、幾把椅子、一臺電視機,再后來又添了一張床、一些家具。每一次搬家后,都覺得應該用自己買來的家具,才用得安心、踏實。孫先生自謂有些懷舊意識,盡管現(xiàn)在的家具一應俱全,又非常上檔次,但有一把從四疊半時代延用至今的椅子卻舍不得扔掉。這把椅子現(xiàn)在睡在庫房里,見證了孫先生來日15年里熬過的無數個不眠之夜和經歷過的甜酸苦辣。

  回顧激蕩的個人搬家史,孫先生感慨道:最初住四疊半時,根本沒有想到會有一戶建的日子,我這個人沒有奢侈心,沒有野心,有的只是平常心。居住條件的改善,都是為了適應新的發(fā)展而水到渠成——有了需要才會產生可能,有了可能就會引導需要,在需要與可能的互相作用下,才一路搬家走到今天。

  的確,在日本東京浩瀚的樓群中,華人要找到一塊真正屬于自己的安身立命的空間,實屬不易。但正因為有許多像孫先生這樣從四疊半到一戶建的華人存在,才拉動并引導著華人社群不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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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鄭蘊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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