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是20世紀中國文壇最有才氣的女作家之一，她早期追求個性人生，最終成為了一位革命作家。丁玲的內心世界非常豐富，她這一輩子有四段難忘的情感經歷。

　　胡也頻丁玲心中永遠有他的位置

　　1904年，丁玲生于湖南臨澧縣一個沒落的封建望族家庭。丁玲四歲的時候，父親病逝，母親被迫帶著兩個孩子回到娘家。丁玲舅舅的兒子成了丁玲親密的玩伴，于是外婆給他們訂了娃娃親。五四運動爆發(fā)后，正在女子師范念書的丁玲和同學們一起上街游行，自由和解放的精神深深融入了她的靈魂。

　　丁玲有一個叫王劍虹的女友，她給丁玲帶來了上海的一些情況，丁玲決定放棄中學文憑與王劍虹一同奔赴上海。18歲的丁玲解除了與表哥的婚約。

　　1924年，丁玲來到了北平，在一個社交場合結識了青年編輯胡也頻。此時的丁玲正在為弟弟的夭折和命運艱辛而痛苦，對比她還小一歲的胡也頻毫不動心。當胡也頻得知丁玲失弟之痛后，就用紙盒裝滿玫瑰，寫下字條：“你一個新的弟弟所獻�！�

　　在北平，窘迫的丁玲寫信給魯迅，講述了自己的境遇和困惑，但由于當時魯迅與現代評論派論戰(zhàn)猶酣，誤認為這是對方用化名在搗鬼，就沒有復信。這時恰值王劍虹的父親準備回湖南，就邀請丁玲一路回老家。丁玲就離開了北平，返回到湖南老家。

　　胡也頻聞訊后，向朋友借錢追到湖南。他貧困潦倒，連人力車夫的錢也是丁玲母親給付。但他風塵仆仆地出現在丁玲面前時，丁玲被深深感動了，愛情之門豁然開啟。

　　當她和胡也頻回到北平以后，受到一些人的非議。丁玲一氣之下，干脆于1925年秋和胡也頻在香山同居。除了一點微薄的稿費之外，他們當時幾乎沒有什么經濟來源，生活過得很艱難，但是卻充滿了溫暖。

　　1928年年底，胡也頻與丁玲同赴上海，經潘漢年介紹開始從事左聯工作，兩人同居于上海如今的安福路。他們與沈從文一起創(chuàng)辦了紅黑出版社，編輯出版文藝期刊《紅黑》。但紅黑出版社不久就倒閉了。為了還債，胡也頻離開上海赴山東省立高中教書。在胡也頻走的當晚，丁玲就給胡也頻寫信，第二天又寫。一個多月后，忍受不了相思煎熬的丁玲也來到了濟南。雖然丁玲在上海并不富裕，但她依然給濟南帶來了震動。他們自由的革命式愛情、丁玲時尚的衣著打扮都讓省立高中泛起了漣漪。

　　據當時在山東省立高中就讀的季羨林回憶說：“丁玲的衣著非常講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裝。相對而言，濟南還是相當閉塞淳樸的。丁玲的出現，宛如飛來的一只金鳳凰，在我們那些沒有見過世面的青年學生眼中，她渾身閃光，輝耀四方。記得丁玲那時候比較胖，又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濟南比不了上海，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高中校內的道路，更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走上去都不太牢靠，何況是高跟鞋。看來丁玲就遇上了‘行路難’的問題。胡先生個子比丁玲稍矮，夫人‘步履維艱’，有時要扶著胡先生才能邁步。我們這些年輕的學生看了這情景，覺得非常有趣。我們就竊竊私語，說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我們其實不但毫無惡意，而且是充滿了敬意的。我們心中真覺得胡先生是一個好丈夫，因此對他更增加了崇敬之感，對丁玲我們同樣也是尊敬的�！�

　　胡也頻在濟南的激烈言論和行動，引起國民黨當局的嚴重不滿。1930年5月，國民黨當局下令通緝胡也頻等人。同年7月，胡也頻和丁玲被迫離開濟南，經青島回到上海。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下一個男孩，取名胡小頻(蔣祖林)。出院后他們已身無分文，但他們精神上卻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充實，也更樂觀。當時，胡也頻在外從事革命活動，丁玲在家照看嬰兒。

　　然而一天，胡也頻突然被捕。幾經輾轉，沈從文從陳立夫那里得到了回答，如果胡也頻不是共產黨，愿意住在南京，可以想想辦法。這句話實際上就是要胡也頻投降才能保住命。但是丁玲知道胡也頻是不會投降的。1931年2月7日，胡也頻等左聯五烈士在上海龍華遇難，胡時年28歲。

　　　不管1931年以后的丁玲生命中走入的是怎樣的男子，至少在她愛情世界中永遠給胡也頻留下一個位置。丁玲也說，她最紀念的是胡也頻。后來記者在訪問陪伴丁玲走過近半個世紀的丈夫陳明時問：“您認為影響丁玲的最大事件，發(fā)生在1933年還是1955年？”陳明果斷地答復：“不是50年代，后來的都是小事了。是30年代，胡也頻犧牲了，她坐牢了。”

　　馮雪峰丁玲第一次愛過的男人

　　馮雪峰當時在北大自修日語。丁玲第一次見到馮雪峰的時候，感覺非常失望，她本來認為一個北大學日語的年輕人應該是很英俊瀟灑的，而他看上去像是一個鄉(xiāng)下人。然而他們談文學，談時事，于是在與胡也頻相愛的同時，丁玲又愛上了文學天才馮雪峰。然而經過一番痛苦的抉擇，丁玲最終選擇了胡也頻。

　　1985年，丁玲回憶說：“對我來說，情況非常復雜。雖然我深深地愛著另一個男人，但我同胡也頻同居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彼此都有很深的感情依戀，如果我離開他，他就會自殺，我決定，我不能同我所愛的這個人生活在一起，于是對他說，雖然我們不能生活在一起，我們的思想是分不開的。并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人是我所愛的，不管他可能離得多遠，這個事實決不會改變。我說，因此，我們的愛情必須是‘柏拉圖式’的。這個決定使他非常痛苦。我最后不得不拒絕繼續(xù)看到他，并完全斷絕了這種關系。”

　　最終，馮雪峰離開了杭州，但丁玲心中并沒有熄滅她對馮雪峰的熱戀，在后來和胡也頻一起參加左聯活動后，她又與馮雪峰重逢。當胡也頻遇害后，馮雪峰來安慰丁玲，愛情重新燃起。1932年，丁玲給馮雪峰寫了一封情意綿綿的信：

　　只愿意永遠停留在沉思中，因為這里是占據著你的影子，你的聲音，和一切形態(tài)，還和你的愛……我想，我只想能夠再挨在你身邊，不倦的走去，不倦的談話，像我們曾有過的一樣，或者比那個更好，然而，不能夠，你為事絆著，你一定有事。我呢，我不敢再擾你，用大的力將自己壓在這椅上，想好好的寫一點文章，你會更快樂些，可是文章寫不下去，心遠遠飛走了，飛到那些有亮光的白云上，和你緊緊抱在一起，身子也為幸福浮著……

　　當時，馮雪峰已經結婚，他只能理智地對這份感情做冷處理。1933年秋，在丁玲失蹤幾個月之后，為了紀念當時傳說可能遇害的丁玲，馮雪峰將丁玲寫給他的信以《不算情書》為題，發(fā)表在《文學》雜志上。這些公開的書信，記錄著他們在特殊歲月中的情誼。

　　對于自己和馮雪峰的感情，丁玲也從未掩飾過。1937年在與斯諾夫人的談話中，她坦率地說：“我有了一次偉大的羅曼史：我從未同胡也頻結婚，雖然我們住在一起，一個朋友的朋友開始來到我們家，他也是一個詩人。他長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頻還窮。他是一個笨拙的農村型的人，但在我們的許多朋友當中，我認為這個人在文學方面特別有才能。我們在一起談了很多。在我的整個一生中，這是我第一次愛過的男人……”

　　在延安時，曾有人問丁玲：最懷念的人是誰？丁玲說：“我最紀念的是也頻，而最懷念的是雪峰。”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丁玲與馮雪峰一起被打成“右派”，經歷了人生的逆境。馮雪峰逝世之后，丁玲在回憶錄《魍魎世界》中，仍然表達出她對馮雪峰的真誠情感。

　　1986年2月7日是農歷大年初一，距丁玲逝世只剩下二十多天。清晨，丁玲在病榻上迎來她的最后一個春節(jié)。丁玲聽著街上一陣緊似一陣的鞭炮聲，感嘆地說了一句：“雪峰就是這個時候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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