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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總理的話劇情緣:曾"犧牲色相"男扮女裝登臺(2)

2008年03月07日 11:50 來源:北京日報 發(fā)表評論

  3.與新中國話劇同行

  新中國成立以后,周恩來作為國務(wù)院總理日理萬機,但是,他更沒有忘記新時代的話劇藝術(shù)?梢哉f,周恩來是帶領(lǐng)話劇藝術(shù)一起不斷前進的。

  最為突出的例證,就是在1952年,周恩來親自提議建立專業(yè)的話劇團體——北京人民藝術(shù)劇院,并且點名讓曹禺擔(dān)任院長,而且批準(zhǔn)首都劇場的興建和交給北京人藝專門使用。一定意義上說,周恩來是北京人藝的奠基人和締造者。

  1954年12月31日的夜晚,周恩來特意來到北京劇場,觀看曹禺解放以后寫的第一個話劇《明朗的天》,并且直接給予劇院工作以具體、細致又詳盡的指導(dǎo)。

  演出結(jié)束以后,周總理高興地來到舞臺上,與演職員一一親切握手,合影留念。周總理站在舞臺中央,人們把他團團圍住,都想聽聽他的講話。

  突然,周總理擺擺手說:“今天是除夕,你們誰有約會誰走,挨了罵我可不負責(zé)任!”一句話,引起人們的哄堂大笑。周總理也暢快地笑了起來。

  由于來的人太多,站在后面的人很難聽清周總理的話。不知道是誰喊了一聲:“我們都到觀眾休息室去吧!”于是,人們簇擁著周總理來到了觀眾休息室。

  周總理揮著手,讓大家都坐下。

  周總理坐下以后,滿臉帶笑地向身旁的曹禺說:“我看了你們的戲,總得了解一些情況,這個除夕也就沒有白過。怎么樣,大家談?wù)劙??/p>

  周總理的調(diào)查是詳細的、認真的,從演員比例,工資待遇,住房問題,以至劇院能否企業(yè)化等都作了詢問,并得到了一些回答。

  最后,周總理向曹禺說:“你們劇院的問題,也要和今天現(xiàn)實的問題結(jié)合起來看。話劇演得太少。去年起好了一些,但還不夠。今年要搞話劇比賽,是不是?”曹禺答:“是,今年年底!敝芸偫砝^續(xù)說:“那,在話劇比賽前要先做一些思想工作。我希望你的檢查報告就放出一點光彩來!辈茇吢犨咟c著頭。周總理加重地說:“你是院長,你要能自我批評,也敢于批評別人,要起個帶頭作用。過去做得不夠,可以趕上的。我是兼外交部長的,自從1952年到現(xiàn)在,三年了,外交部要我去做報告,總是沒有空,官僚主義也很厲害了。后來下定決心去了一趟,報告就是三個鐘頭,批評了自己,也批評了別人,也談到了思想問題,就很有作用。你在劇院的時間,總比我在外交部的時間要多吧?”曹禺做了一個肯定的手勢。周總理提高了聲音:“報告還是可以做的。告訴我,我要來聽的!

  座談會結(jié)束以后,周總理走出休息室,來到院子里,又向曹禺說:“你們寫點東西給我好了。劇院院長、導(dǎo)演、演員、黨組織各個方面,寫個東西給我。把你們的問題寫給我嘛,10天,我等著。”周總理邊說邊伸出五個手指前后搖了搖,表示“10天”的意思。

  一直到周總理走向自己的小汽車旁,仍然回過頭說:“老同學(xué),今天就算是我將了你一軍吧!”

  1962年2月17日,周總理在中南海紫光閣,召集了在京的話劇、歌劇、兒童劇作家開座談會,這個會是曹禺終生難以忘懷的。

  在這個會上,周總理多次講到了曹禺。

  “戲劇創(chuàng)作上,這幾年樹立了許多新的偶像,新的迷信,框框很多。比如,寫一個黨委書記,只能這樣寫,不能那樣寫,要他代表所有的黨委書記。這樣就千篇一律,概念化了。這樣就一個階級只能有一個典型,別的典型不能出現(xiàn),反面人物也只能有一個典型。這樣當(dāng)批評家就很容易了,黨委領(lǐng)導(dǎo)文藝也太容易了,只要訂出幾十條就行了。京戲是程式化的,還有不少‘型’,黑頭中張飛就不同于李逵,武生中武松就不同于十三郎。今天舞臺上的這些人物和過去又有不同,因為是經(jīng)過革新的形象。新的迷信把我們的思想束縛起來了,于是作家們不敢寫了,帽子很多,寫得很少,但求無過,不求有功!

  周總理首先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存在“新迷信”的問題,并且認為這是繁榮創(chuàng)作的最大障礙之所在。

  “曹禺同志是個有勇氣的作家,是個有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寫《膽劍篇》也很苦惱。他入了黨,應(yīng)該更大膽,但反而更膽小了。謙虛是好事,但膽子變小了不好。入了黨應(yīng)該對他有好處,要求嚴格一些,但寫作上好像反而有了束縛。把一個具體作家作為例子講一下有好處。所以舉曹禺同志為例,因為他是黨員,又因為他是我的老同學(xué)、老朋友,對他要求嚴格一些,說重了他也不怪我。過去和曹禺同志在重慶談問題的時候,他拘束少,現(xiàn)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這個錯、那個錯,沒有主見,沒有把握。這樣就寫不出好東西來。成見是不好的,意見要從實際出發(fā),否則是謬見,是主觀主義。但要有主見,現(xiàn)在主見少了。《明朗的天》好像還活潑些。有人說它不深刻,但這是解放后不久寫的,寫在1953年。這個戲把帝國主義辦醫(yī)學(xué)院的反面東西揭露出來了,我看過幾次,每次都受感動。《膽劍篇》有它的好處,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我沒有那樣感動。作者好像受了某種束縛,是新的迷信造成的。”

  周總理表面上批評了曹禺,實際上是以他為例,更深刻、更尖銳地剖析了危害極大的“新的迷信”。同時,周總理又極有人情味地囑咐說:“曹禺同志,今天我講了你,你身體也不好,不要緊張!

  周總理還說:“曹禺同志的《雷雨》寫于‘九一八’以后,那個時代是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民國時代。寫的是‘五四’前后的歷史背景,已經(jīng)沒有辮子了。寫的是封建買辦的家庭,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個時代,這個作品留下來了。這樣的戲,現(xiàn)在站得住,將來也站得住。有人問,為什么魯大海不領(lǐng)導(dǎo)工人革命?《日出》中為什么工人只在后面打夯,為什么不把小東西救出去?讓他說去吧,這意見是很可笑的,因為當(dāng)時工人只有那樣的覺悟程度,作家只有那樣的認識水平。這是合乎那個時代進步作家的認識水平的。那時還有左翼作家的更革命的作品,但帶有宣傳味道,成為藝術(shù)品的很少。我在重慶對曹禺說,我欣賞你的,就是因為你的劇本是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時代精神要廣義地來理解,問題在于作品站得住與站不住。曹禺同志的三部曲,表現(xiàn)了那個時代的生活側(cè)面,表現(xiàn)了作家當(dāng)時的思想。兩部站得住,但《原野》就比較差些。我是熱愛他作品的一個,推薦他作品的一個!

  周總理最后通過分析“時代精神”再一次肯定了曹禺的“三部曲”,充分地表現(xiàn)出對作家的關(guān)心、愛護和尊重。

  曹禺事后這樣回憶道——

  “總理對我的批評,我聽了心中熱乎乎的,我毫無緊張之感,覺得如釋重負。我的確變得膽小了,謹慎了。不是我沒有主見,是判斷不清楚。那時,我倒沒有挨過整,可是講的那些頭頭是道的大道理,好像都對似的,F(xiàn)在,懂得那是‘左’傾思潮,但當(dāng)時卻看不清楚。在創(chuàng)作中也感到苦惱,周圍好像有種見不到的墻,說不定又碰到什么?偫硎钦f到我,但他是希望作家把沉重的包袱放下來,從‘新的迷信’中解放出來。起碼我個人是受到鼓舞和激勵的!

  與這次紫光閣會議相隔僅僅一個月的時間,又在廣州召開了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chuàng)作座談會。周總理在會上說:“現(xiàn)在‘白專道路’這個口號很流行,這個口號大概不是我們提的。一個人只要在社會主義土壤上專心致志為社會主義服務(wù),雖然政治上學(xué)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對社會主義,才是‘白’!辈茇趶V州會議上進一步受到鼓舞和激勵。他說:“解放后,我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是努力工作的。雖說組織上入了黨,但是,‘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實際上也是背著的。這實在叫人抬不起頭來,透不過氣來。這個帽子壓得人怎么能暢所欲言地為社會主義而創(chuàng)作呢?那時,也是心有顧慮啊!不只是我,許多同志都是這樣,生怕弄不好,就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廣州會議一下子把人們思想解放了,把帽子脫掉了,建國以后十三年,那種隱隱約約、時隱時現(xiàn)的怪影,終于在心頭消失了,怎么能不讓人由衷地感謝黨呢?怎么能不令人愉快呢?”同時,曹禺還說出了在心中埋藏了許久的命題:“我以為,必須真知道了,才可以寫;必須深有所感,才可以寫。要真知道,要深有所感,卻必須花很大的勞動。我寫過一點東西,常寫不好。寫不好,可以列舉很多原因,但主要的還是因為自己不真知道,不深有所感!睉(yīng)當(dāng)說,曹禺這些掏心窩子的話,正是在周總理的推動之下,才敢于拿到桌面上來,才敢于針砭時弊的。

  周總理在1961年再一次來北京人藝看《雷雨》。看戲以后,按照慣例走進休息室和演職員座談。這次,周總理特別批評了扮演周萍的演員于是之,說他的臺詞不夠清楚,自己在觀眾席里前后換了幾個位置,并征求了普通觀眾的意見,都說聽不大清。接下來,周總理又有些出人意料地把話題一轉(zhuǎn),談到了演員的表演藝術(shù)——“一個演員在臺上,要‘目中無人,心中有人’。眼睛不要看著觀眾,但是心里要有觀眾。眼睛老看觀眾就忘了戲里的環(huán)境和人物關(guān)系;但是只顧著自己的‘真實’,心里忘了觀眾,聲音小的叫人聽不見,也就沒有了‘群眾觀點’!闭埧矗硌菟囆g(shù)要做到“目中無人,心中有人”,這是相當(dāng)內(nèi)行的精辟見解,只有經(jīng)過長期舞臺實踐的人才能說得出口,實屬難能可貴。寫到這里,我突發(fā)奇想——如果周恩來不是做了出色的革命家,那么,他肯定也是一個出色的話劇表演藝術(shù)家。

  4.動亂歲月里的最后關(guān)愛

  在1966年“文革”初期,曹禺的日子是很難熬的。他每天下班以后回到家里,吃不進飯睡不著覺,常常一個人坐在椅子上發(fā)呆,睜著兩只大眼睛,一熬就是一個夜晚。不知道為什么,他越來越感覺到,自己被“揪出來”的日子已經(jīng)不遠了。

  12月的一個深夜,北風(fēng)呼嘯,天氣格外的冷。

  鐵獅子3號院子里萬籟俱寂,曹禺的全家都已經(jīng)入睡。在一陣急促、響亮又令人揪心的敲門聲以后,一隊“紅衛(wèi)兵”破門而入闖到屋里來。曹禺從夢中驚醒,預(yù)感到大禍臨頭!凹t衛(wèi)兵”呵斥著把曹禺從床上拖下來,在凜冽的寒風(fēng)中,塞進了小汽車。在茫茫的黑夜里,曹禺被押送到中央音樂學(xué)院小禮堂。屋里不準(zhǔn)開燈,所有的人一律靠墻席地而坐。次日清晨,天漸漸亮了起來。曹禺偷偷地側(cè)目一看,看到了彭真、劉仁等人,驚嚇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此刻,周總理聽到了有關(guān)方面的報告,馬上趕到關(guān)押現(xiàn)場。周總理對“紅衛(wèi)兵”的頭頭說:“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資派嘛。你們?yōu)槭裁窗阉?趕快把他放回去!”于是,曹禺才又懵懵懂懂地回到家,仿佛是做了一場噩夢。

  最后,還要再舉出一個難忘的例子。

  1975年的秋天,在周總理身邊工作過多年的張穎,突然來到曹禺的家里。張穎說:“前幾天,總理接見外賓,我見到了他?偫硖匾鈫:曹禺近來怎么樣?”曹禺聽到以后,一下子忍不住地?zé)釡I盈眶了。張穎繼續(xù)說:“我匯報總理,曹禺的夫人方瑞去世了,他的心情和身體都不大好?偫沓聊撕靡粫䞍,說:‘你該去看看他才是,并請代表我和鄧大姐向他問好。請他多多保重!辈茇B連點頭,不停地說著“謝謝”。張穎還說:“曹禺同志,您要振作起來,好好保養(yǎng)身體,國家需要您作出貢獻!钡诙,張穎又向總理作了匯報。總理說:“這些同志都是中國的寶貝,得想個辦法讓他們出來。這樣,過幾天,你給安排一下,先讓曹禺出來接待一次外賓,亮亮相,看看社會反應(yīng)再說!苯酉聛,張穎出面安排曹禺與正在中國訪問的日本話劇老藝術(shù)家千田是也見面,并且進行了公開的報道。從此,已經(jīng)失蹤七年之久的曹禺又出來了。國外有的媒體這樣寫道:“中國的莎士比亞曹禺重新復(fù)活了!”(梁秉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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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朱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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