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親筆日記是最有可能真實記述歷史的事實的。但是，比對蔣介石、宋子文所記西安事變日記(見于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收藏的宋子文檔案和蔣介石日記內，宋這部分日記自1936年12月20日他抵達西安記起，至25日蔣介石獲釋離開西安至，原件系英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俊義翻譯成中文，載《百年潮》2004年第7期；蔣西安事變日記見《百年潮》2007年第10期)，我們發(fā)現事變的這兩個重要的當事人，對事實的記載，卻差異很大。如：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的關鍵之一，蔣介石經過一段時間的審時度勢，同意宋慶齡、宋子文兄妹全權代表他與張學良、楊虎城和中共代表周恩來進行交涉、談判，最終所達成的釋放蔣、解決事變的條款等內容，在蔣介石的日記內或矢口不提，或簡而略之；而在宋子文的日記中則有較詳細的記錄。再如：兩人的日記都記述了蔣介石和周恩來有過兩次會晤，為我們解開了長期以來西安事變中周、蔣到底會談了幾次之謎，但二人所記會面時間卻有出入。類此不同之處，還有很多。那么，既然二人都是親歷者，何以會出現如此差異？以下根據兩人的日記作一對比和考訂。

　　12月20日上午，宋子文沖破南京“討伐派”的阻攔，以私人身份飛抵西安，陪同他的有曾在楊虎城幕下做事的郭增愷以及隨從秘書陳鳳扆、陳康齊等人。宋是日日記載，他首先見了張學良，張告訴他，蔣介石已于17日接受了四項條件，即一、改組政府，采納抗日分子；二、廢除塘沽、何梅、察北協定；三、發(fā)動抗日運動；四、釋放被捕七人。還告訴他，蔣在今晨又反悔了，“謂其不會在脅迫下接受任何條件”。接著，宋子文又見了英籍澳大利亞人、蔣介石的顧問端納，他在事變發(fā)生后奉宋美齡令于14日飛西安，了解真相。隨后宋子文才拜見蔣介石。蔣對宋的到來，“甚為感動，失聲大泣”，同時表示拒絕接受上述四條，主張軍事解決為唯一之途。針對蔣介石態(tài)度出現反復，宋向蔣分析局勢，認為：軍事上的成功，并不能確保他性命之保全，而且將使國家陷于分裂，內戰(zhàn)四起。他的性命悠關整個國家之命運，并非其個人一己之事。只有張、楊被迫作出退讓，才可保全其性命。宋請求蔣同意，由他謀劃一和平解決之道。

　　當日傍晚，宋子文再次見蔣介石。由于上午宋為蔣分析了形勢的危險性，蔣的頭腦開始冷靜，因此下午在張學良和他見面時，他已答應：一、允其軍隊開往綏遠；二、召開中央執(zhí)監(jiān)大會討論四項條件(即上述改組國民政府等條件)；三、改組陜西省政府，由楊虎城提名人選。蔣要宋和張、楊接洽討論。宋隨與張、楊商談，張、楊認為四項條件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蔣說經中央執(zhí)監(jiān)大會討論通過，是在回避問題的實質，只要他個人同意，南京方面定能執(zhí)行。張、楊對蔣的表態(tài)不滿意。

　　總之，宋子文到西安一天來經和張學良、楊虎城、端納、蔣介石等的接觸與觀察，得出的印象是：雖然蔣介石的生命暫時安全，但他的“性命正處非常危險之狀態(tài)。他們(指張、楊)已走向極端，如其遭受失敗之打擊，他們甚有可能挾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們可能變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態(tài)下殺死他。漢卿直言不諱告訴我，其委員會已經決定，若一旦爆發(fā)大規(guī)模戰(zhàn)事，為安全起見，他們將把委員長交給中共。這決非憑空之威脅�！�

　　蔣介石這天日記記錄簡單。他和宋子文的兩次單獨會見，第一次因怕談話時間長引起張學良懷疑，只談了約半小時，便催宋速出。談話內容僅有“余將余之日記為張所得及其閱余日記后之言行告之”，以及要宋轉達中央迅速進兵西安，“并示以進兵之方略”。第二次也大約談了半小時，記錄僅有“余告以此時之處置與營救，應為公，而不可為私”。此外，還記錄有張學良來見，希望趁宋子文在，“最好以改組政府與釋放六人事決定辦了，使事得早日結束”，蔣以釋放他回南京相要挾。

　　比照蔣介石、宋子文這天的日記，其不同之處有如下幾點：

　　第一，蔣介石是日日記根本不提宋子文向他分析形勢后，他態(tài)度變緩，答應張學良同意其部隊開往綏遠、召開大會討論四項條件等，卻記載了他要求宋轉達中央，迅速向西安進兵。與此相反，蔣省略的正是宋較詳細記載的。何以如此？筆者以為，張學良、楊虎城以武力方式扣押了蔣，已使他羞辱甚極，如果他再于日記內記錄其在武力方式下做出讓步，將嚴重損傷其政治威望，日后何以服人？多半是出于此種顧慮，下筆有所忌諱。宋子文則不同，他是以蔣姻親的身份來進行和平勸說，營救蔣，因而能夠真實地記錄事實。這一方面的差異，貫穿與蔣、宋全篇日記內。

　　第二，宋第一次拜見蔣介石時，蔣日記為宋和端納、張學良一同來見，其已淚流滿面，看了宋美齡給他的親筆信中說：“如子文三日內不回，則妹必來陜與兄共生死也”，更加情緒失控，嗚咽說不出話來，于是宋乃命張和端納出外，由他和蔣單獨談話。宋的日記則是由他一人“單獨拜見”蔣，蔣對他的到來深為感動，失聲大泣。眾所周知，自“九一八”事變后，由于宋主張對日采取強硬立場，并反對蔣為“剿共”軍事大舉國債，和蔣發(fā)生意見分歧，被摒棄于國民黨及南京政府決策圈之外，在他身系囹圄的狀態(tài)下，宋不計恩怨冒險前來，其感動哭泣是人之常情，此記載當是事實。

　　第三，蔣日記說，在張學良和端納出去后，他即將寫給宋美齡、兩兒蔣經國和蔣緯國及全國國民三份遺囑給宋子文轉交宋美齡，即宋第一次見蔣時交給他。宋子文是日未有記錄遺囑事，但寫在了次日(21日)，而且說蔣要他把這幾份遺囑給張學良看，結果被張扣下，張說假如發(fā)生戰(zhàn)事，他以人格保證將這些遺囑發(fā)送，但現在不允許發(fā)送。無論蔣當日日記還是宋次日日記，均無記錄遺囑內容。在西安事變兩周年之際，蔣找出了這三份遺囑，并把前兩份抄入1938年12月13日的日記中，把給全國國民的抄在20日的日記內。從三份遺囑落款時間來說，均系20日完成。此外，蔣在這之前于15日寫有和遺囑內容相差無幾的給宋美齡及兩兒的信，交奉宋美齡命隨同端納一起來西安了解真相、也是深得宋和蔣信任的黃仁霖轉交，但被張學良扣留；18日，張學良已告知蔣宋子文將來西安，因此，蔣的記述應是準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