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口紅與余秋雨捐款門 成都商報 6月5日 作者 朱四倍

　　昨日，針對余秋雨在網絡上被指責承諾為地震災區(qū)捐款20萬，卻始終沒有動靜，其助理金克林做出回應，“余秋雨的20萬捐款是通過九久讀書人直接捐的，現在九久的董事長在臺灣，等他回來后會和余秋雨一起聯合跟媒體交代此事。”(6月4日 《新京報》)

　　[成都商報一評]

　　《慈善家》雜志社社長王立偉透露了一個令人咋舌的信息：“諾而不捐”是慈善潛規(guī)則，平常年份的到賬率也就7%。而眾多的慈善怪象也證實了這點。當余秋雨捐款也要沿著這樣的路線“前進”時，又意味著什么呢？是不是會異化為名人的慈善潛規(guī)則？

　　文化批評家朱大可在《抹著文化口紅游蕩文壇》一文中稱，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是“歷史利用文學獲得‘美麗外觀’，而文學利用歷史獲得了‘精神深度’”，進而認為《文化苦旅》與口紅、避孕套一樣是日用消費品，余秋雨的作品就是點綴生活的“文化口紅”，并且還是規(guī)避道德病毒的“文化避孕套”。根據這一見解，我們是否可以說“余秋雨利用慈善獲得‘美麗外觀’，慈善利用余秋雨獲得了‘名人效應’”；而當這種做法與現實中的慈善潛規(guī)則同流合污時，余秋雨“捐款門”就成了點綴生活的“慈善口紅”，也是規(guī)避道德病毒的“慈善避孕套”？

　　余秋雨先生一直是公眾關注的焦點，一直處于輿論的漩渦。這對于余秋雨來說，或許贏得了關注度，但是，這樣的關注度是誰的需要？公眾的、娛樂的、還是余秋雨本人的？如果說那些屬于學術范圍內的爭議還可以接受的話，那么，以公信力為賭注，以公眾感情為籌碼的“捐款門”，恐怕就有犯了眾怒的嫌疑吧？

　　作為一種期待，筆者不愿意讓余秋雨“捐款門”成為“慈善口紅”，異化為規(guī)避道德病毒的“慈善避孕套”。但是，這種期待無疑是建立在能讓公眾信服的解釋之上的。

　　[現代快報再評]

　　我很同情余秋雨先生。理由之一是，他前些天在博客發(fā)文稱“我的(含淚)勸告，正是心理干預的方式之一，是一個治療程序，效果不錯”。有個叫秦嘉的作者評論這番話說，看來余大師很需要“心理干預”，我同意秦的意見，也就是說，秋雨先生心理上是有疾患的，他的表演欲太強，自我感覺太好。第二，你們怎么就老盯著余秋雨呢？在中國，公眾人物多得很，不就因為人家是個沒有實權的文化人嗎？我看這是柿子揀軟的捏。好可憐啦，我的余大師，動輒被人開涮，讓人以為他是美國總統(tǒng)，可他又哪有坐“空軍一號”的實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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