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何應欽復電指示：日方所提“諒解”，前四項都是“干涉中國內政”�！叭粜姓�不能獨立，無異等于亡國萬不能承認。如其再提此等事，可知其毫無誠意，不必續(xù)談”。關于第五項，何應欽認為，日方僅提“中國領土、主權之尊重”，而未提尊重“中國行政之完整”，“是其居心仍欲亡我中國。如其有誠意，則其宣言必須言明尊重中國領土、行政、主權之完整，決不能將行政二字刪而不提也”。關于第六項，何應欽稱：中日經濟提攜，必須在恢復原狀后方可商討。他表示，“我方除此以外，再無其他可言”。日方有無誠意，以10月20日為期，過此即作罷論。

　　蕭振瀛對和談前途抱有某種樂觀，而蔣介石則一直心情矛盾，舉棋不定。9月27日，蔣介石研究和議的弊害，認為可能出現(xiàn)三種狀況：一是停戰(zhàn)后日方不撤兵或不交還華北；二是共黨擾亂，不從遵令；三是英美不悅。蔣介石稱之為“皆應注意”的“三害”。然而就在此后的10月12日，日軍在廣東大鵬灣(應為大亞灣。筆者注)登陸。13日，攻占河南信陽。日軍的這兩次軍事行動使蔣介石強烈懷疑日方的和平誠意，決心堅持抗戰(zhàn)。

　　蔣介石日記云：“倭既在粵登陸，無論英國對倭是否妥協(xié)，我應決心持久抗戰(zhàn)，使其威脅作用失效，卒致欲罷不能，更勿以國際外交而影響我作戰(zhàn)方針。余三年前早有以四川為抗戰(zhàn)根據地之準備，況平漢、粵漢兩路以東地區(qū)抗戰(zhàn)至十五月之久，而敵猶不能占領武漢，則以后抗戰(zhàn)必更易為力。敵軍侵粵，實已促成余第三步之計劃矣。”

　　此前，蔣介石早有利用太平洋各國和平會議解決中日一切問題的打算，日軍侵粵，戰(zhàn)區(qū)擴大，不僅讓蔣看到了日軍陷入被動，會出現(xiàn)更多的“滅寇良機”，而且讓他感到，英國與日本妥協(xié)的可能性將會減少，召開太平洋各國和平會議，共同對付日本希望大為增加。

　　10月14日，蔣介石致電蕭振瀛稱：“敵既在粵登陸，可知其毫無誠意，不可與之多談。”此時，進行多時的武漢會戰(zhàn)已近尾聲，預定打擊日軍的計劃已經完成，為保存有生力量，蔣介石決定自武漢撤退，并開始草擬《為國軍退出武漢告全國國民書》。24日，蔣介石接受各將領要求，離開武漢。次日，下令對武漢若干要害地區(qū)進行爆破，以免為日軍所用。

　　30日，蔣介石命何應欽轉令蕭振瀛，停止和談，返回重慶。同日，蔣介石致電孔祥熙、汪精衛(wèi)、王寵惠，要他們考慮對日宣戰(zhàn)的利害問題。電稱：“今后沿海各口既全被封鎖，故我對于海外交通，不再有所顧慮。若我宣戰(zhàn)，則美國必實行中立法，可斷絕敵人鋼鐵、煤油之來源，實于敵有害也。又我如宣戰(zhàn)，對于國聯(lián)及各國關系，均應精密研究，切實探明，望即令我駐外各大使全力進行。如何？請核。”

　　31日，《告全國國民書》正式公布。該文說明抗戰(zhàn)根據，不在沿江沿海，而在廣大、深長之西部諸省。武漢會戰(zhàn)予敵重大打擊，任務已畢，目的已達，現(xiàn)決定放棄武漢，轉入主動有利之地。文稱：“我國在抗戰(zhàn)之始，即決定持久抗戰(zhàn)，故一時之進退變化，絕不能動搖我抗戰(zhàn)之決心。唯其為全面戰(zhàn)爭，故戰(zhàn)區(qū)之擴大，早為我國人所預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絕不能影響于抗戰(zhàn)之全局……”

　　文末，蔣介石號召國人“自今伊始，必須更哀戚、更悲壯、更刻苦、更勇猛奮進，以致力于全面之戰(zhàn)爭與抗戰(zhàn)根據地之充實，而造成最后之勝利”。文告發(fā)表后，蔣介石很滿意。11月1日日記云：“《告全國國民書》自讀之，覺為最近第一篇文字，必使國民感悟持久抗戰(zhàn)之意義，且使敵國知所畏懼�！�

　　大概當時主和派對發(fā)表此文有意見，12月2日，蔣介石又在日記中寫道：“既知持久抗戰(zhàn)是民族唯一出路，為何復有徘徊遲疑？此心既決，毋再為群議所惑�！�

　　日本侵華，采取的是以戰(zhàn)為主，以誘和為輔的兩手策略。同樣，蔣介石也用這兩手策略對付日本。一方面，蔣介石堅持以武力抵抗日軍進攻，同時，在某些時候，某些方面，也不排斥與日本進行秘密談判。

　　蔣介石雖對蕭振瀛與和知鷹二之間的談判不抱希望，但是，由于和知以“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為誘餌，這使蔣覺得不妨一試。談判中，蔣細心研究情況，指導起草并親自修改有關文件，除將東北問題擱置另議外，蔣曾準備以同意日本在長城以外某些地區(qū)駐兵為條件，換取日軍自中國關內地區(qū)撤兵。但是，當蔣發(fā)現(xiàn)日方拖延不決，并無誠意之后，立刻下令終止談判，后來并以“殺無赦”警誡孔祥熙、蕭振瀛與和知重開談判的企圖。

　　1940年8月，蔣介石為了應付日本方面頻繁的談判要求，指導張群、張季鸞、陳布雷等制訂《處理敵我關系之基本綱領》，作為對日談判的原則和準繩。該文件的最大特點是將抗戰(zhàn)結果分為“最大之成功”與“最小限之成功”兩種，但是，當張季鸞于同月底帶著這份文件赴港，企圖首先爭取“最小限之成功”時，蔣介石卻阻止張與和知鷹二見面，并且迅速命他回渝，使這次經過鄭重準備的談判還沒有開始就夭折了。

　　同年7月，日本近衛(wèi)第二次組閣后，為了抽出兵力侵略東南亞地區(qū)，一面緊鑼密鼓地準備給予汪偽政權以外交承認，一面通過外相松岡洋佑推進“錢永銘工作”，繼續(xù)誘惑重慶國民政府和談。蔣介石擔心日本承認汪偽會在外交和內政兩方面嚴重影響中國抗戰(zhàn)，派出張季鸞赴港談判，企圖加以阻撓。日本政府雖曾一度接受中方的“全面撤兵”等條件，但是，最終還是在軍方的壓力下承認了汪偽政權。

　　盧溝橋事變前，蔣介石長期對日妥協(xié)，力圖延緩對日全面作戰(zhàn)時間；盧溝橋事變后，蔣介石被逼抗戰(zhàn)，但是，他仍長期為戰(zhàn)與和的矛盾所糾纏。蔣介石親自掌控的幾次談判說明，他在堅持抗戰(zhàn)的同時，也還在某些時候對和平解決中日戰(zhàn)爭存有期待。

　　談判中，他雖不肯承認“滿洲國”，不肯立約放棄中國對東北的主權，但在一段時期內，他卻只將抗戰(zhàn)目標定在“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這一“最小限之成功”上。這些，都反映出蔣在對日抗戰(zhàn)中的軟弱一面。不過，應該指出的是，所有他掌控的談判，都是日方求“和”，蔣雖是被動應對，但在談判中，他的態(tài)度逐漸堅決，條件逐漸提高，是日漸強硬而非不斷軟化的。

　　(楊天石)

　　來源: 文史博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