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小學生拿到了新學期的教材,這些教材基本上都是通過租型才得以印刷、發(fā)行,最后才送到自己手中，而這些教材的租型出版，背后隱藏著一條利益鏈。

　　就是這個租型制度，讓一些教材原創(chuàng)單位大倒苦水，他們認為，租型現象持續(xù)下去，他們將因為利潤微薄而不得不退出市場。

　　教育部相關領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明確表示：教育部將和有關部門聯(lián)合叫停強制租型的行為，因為這是不合法的。

　　名詞解釋 租型

　　教材原創(chuàng)單位將定稿、定型的中小學教材制作成型版(包括封面、正文)交給租型單位(一般為地方省市出版集團、總社)，由租型單位轉手將印制教材的膠片轉給印刷廠印制，然后將成品教材送往各省新華書店倉庫。

　　打破壟斷

　　300億元蛋糕 不再一家獨享

　　2001年之前，全國的教材是統(tǒng)一編寫，有權編寫和出版中小學教材的只有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作為唯一的教材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小學教材已經在全國范圍內使用了三十多年，一套教材一統(tǒng)天下。

　　從2001年起，《中小學教材編寫審定管理暫行辦法》頒布實行，全國所有的出版單位、個人、團體都可以參與中小學教材的編寫。

　　有關人士推算，我國中小學教材出版市場的利潤每年至少有300億元。眼看這塊大蛋糕就要被切開，一些出版社開始準備在新的分割局面中分得一塊。大家都盯住了有近2億名中小學學生的教材出版市場。

　　教材編寫每科需要花費上千萬元

　　然而教材的編寫也有極大的經營風險。

　　教育科學出版社副社長張晶義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教材的編寫，是一個非常復雜和嚴格的過程，編寫完畢后，還必須通過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的審定。”一旦沒有被審定通過，就等于前期的投入打了水漂。

　　采訪中，一家出版社給記者算了這樣一筆賬：教材的啟動經費、編寫經費、編寫者版稅，再加上后期修訂以及培訓費，每科教材每年的花費都在千萬以上。

　　爭分蛋糕

　　出版社拿3000萬元擔保

　　北京仁愛教育出版社社長趙勇深知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能夠擁有中小學教材的出版權，無論是經濟效益，還是品牌樹立，都是巨大的機遇。”

　　趙勇回憶，北京仁愛教育研究所由于是民營企業(yè)，擔心受歧視，當年他在48小時內把3000萬元人民幣存到銀行，拿著存折找到教育部負責教材編寫審定的官員，表示愿意把錢作為保證金存在教育部，希望獲得教材編寫資格。

　　北京仁愛教育出版社申報了中小學19個學科的教材編寫，3個月后，只有化學(九年級)和地理(七、八年級)兩科被通過。2002年3月，第二次申報時，他報了16個學科教材編寫方案，最后只過了一門《英語》(七至九年級)。

　　相比那些花了上千萬重金最后卻沒有任何教材通過的出版社，趙勇認為自己已經很幸運了。

　　地方保護

　　教材招投標扭曲

　　就在各出版社準備大干一場的時候，另一場改革開始了。

　　2002年，有關部門下發(fā)通知，要求教材出版發(fā)行要試點實行“招投標”，教材的出版發(fā)行機構由競標方式產生。

　　根據招標規(guī)定，沒有中標的出版社，必須把自己的教材出版膠片交給那些中標的當地出版社，由他們負責印制生產，再交由當地中標的發(fā)行機構面向學校發(fā)行。

　　作為回報,當地出版社按照教材定價的3%，向原創(chuàng)出版社支付“租型”的使用費。

　　“但在實際招標過程中，一些省市的教育廳為保證地方利益，做出了不給本省市出版集團租型的出版社的教材不準進入該省教材市場的規(guī)定，把那些不愿意被租型的出版社教材拒之門外。”趙勇說。

　　在眾多出版社的聯(lián)合反對下，原擬于今年2月底進行的全國中小學教材招標工作已被中止。但是，教材租型現象和教材發(fā)行的壟斷制度并沒有被打破。

　　教材發(fā)行利益鏈 部分省份規(guī)定

　　山東今年2月29日，山東省政府辦公廳下發(fā)通知要求，進入本省的教材，必須由省出版總社租型

　　廣東 今年5月29日，廣東省教育廳和財政廳下發(fā)通知明確提出：珠江三角洲以外的14個市以及江門恩平市的免費課本由省統(tǒng)一組織采購，具體工作由廣東省出版集團承擔和統(tǒng)一供應、廣東新華發(fā)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負責發(fā)行

　　專家說法

　　強制租型并不合法

　　這樣一種租型現象，它是否合法？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王利明在此前舉行的一項研討會上說，租型首先是違反了《反不正當競爭法》，其次是違反了《反壟斷法》。

　　他認為，現在所謂的民間所說的這種租型，實際是應該由民事法律調整的合同行為，但是現在用行政權力的方式加以限制，產生了原創(chuàng)出版單位和地方出版集團之間利益分配的不公平。

　　法學界人士認為，教材的出版發(fā)行，不論是租型還是直供，都應該遵循市場的原則，作為經營主體，原創(chuàng)出版社和地方出版集團進行協(xié)商和談判，雙方共贏。

　　但是，對于原創(chuàng)出版社來說，困擾他們的不單單是和地方出版集團之間的利益分配不公平的問題，他們希望得到一個合理的利潤，更希望從制度上徹底取締教材租型。

　　利潤算賬

　　原創(chuàng)和租型利潤差8倍

　　北京仁愛教育出版社社長趙勇告訴記者，按照租型模式，租型單位將獲得教材總價格的27%凈折扣利潤，而教材的原創(chuàng)出版社將獲得教材總價3%的利潤。租型單位和原創(chuàng)單位凈利潤比例是9：1。

　　北京一家出版社的主編說，如果教材的發(fā)行廢止了租型方式，原創(chuàng)出版社不僅可以節(jié)省付給租型單位的27%利潤，而且還可以減少20%左右的宣傳推廣等費用，如果出版社再讓出一點利潤，教材定價最高便可以降為現在的一半了。

　　有關人士認為，如果中小學教材真的能降價一半，那么政府每年將因此節(jié)省開支達上千億元。

　　官方說法

　　強制租型將被叫停

　　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副司長楊念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小學教材的租型現象很難退出市場，這是我國的一個比較特殊的情況。一些出版社的發(fā)行不可能覆蓋很遠的地方，需要當地一些出版集團提供服務，租型方式還是有它存在的空間。

　　他認為，原創(chuàng)出版社如果因為經費問題影響到教材的修訂及其后期服務，最后導致教材質量下滑，勢必要被市場淘汰。而原創(chuàng)出版單位和地方出版集團之間的利潤分配是一個市場博弈的結果，政府無法干預，只能定最高限價。

　　但是，楊念魯同時表示，各省以行政手段強制租型或者限制教育部 《教學用書目錄》中的出版教材進入當地是非法的，教育部正在考慮同發(fā)改委、財政部出臺政策，叫停這種行為。是否選擇租型，應該由出版社和當地出版集團協(xié)商。(作者：朱治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