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有人誣陷說自己偷了同學手機，13歲的初二學生張文(化名)認為自己冤屈的心情難以平復，遂找到學校的心理咨詢室(又稱“陽光屋”)進行傾訴，不料輔導老師找來多名老師了解情況，張文無法承受心理壓力寫下“冤枉”的字條縱身從心理咨詢室內(nèi)跳下，造成3級傷殘，此后將只能與輪椅為伴。

　　至記者發(fā)稿時止，張文仍在廣州的醫(yī)院進行救治，整個治療費用超過百萬元。日前，深圳羅湖法院判定張文所在學校預防不力需賠付26.5萬元，但張父表示不滿意一審判決結果，昨日已訴至深圳中院。

　　緣起：被同學懷疑偷竊手機

　　據(jù)深圳羅湖區(qū)法院初審判決顯示，早在去年1月22日下午4時許，在深圳某外語學校讀初二的學生張文正在學校補課。在課間休息期間，同學黃某說丟了手機，有同學懷疑張文偷手機，跑去脫張文的褲子搜查，張文急忙跑開，眾同學隨后追趕，并將張文推倒在地。之后在張文被推倒的草叢里同學找到了丟失的手機，有同學認定是張文偷竊手機。

　　隨著圍觀同學增多，張文的任課老師遂上前詢問情況，并將張文帶到辦公室。張文當時明確告訴老師自己沒有偷手機，之所以在自己倒地的草地附近發(fā)現(xiàn)手機，估計是有人嫁禍，但他自己又無法證明，只能傷心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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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文回到宿舍后，心情難以平靜，于是來到學校5樓的心理咨詢辦公室501房找到心理咨詢老師張老師尋求幫助。

　　其間，張老師又將年級主任齊老師、年級長羅老師等5位老師找到心理咨詢室，同時又把幾位知情的同學找來了解情況，最后幾位老師要求張文將事發(fā)經(jīng)過寫成書面材料。

　　當日下午6時許，6名老師暫時離開心理咨詢室，到走廊上商量如何向張文家長反映情況，只過了兩三分鐘后，其中1名老師推開心理咨詢辦公室的門發(fā)現(xiàn)張文已不在室內(nèi)，并發(fā)現(xiàn)窗戶打開。經(jīng)尋找，竟然發(fā)現(xiàn)張文寫下“冤枉”兩字紙條后已經(jīng)跳下5樓！

　　據(jù)法司鑒定，張文達到三級傷殘，雙下肢截癱、右上肢癱，左髖關節(jié)功能輕度喪失等。張父為救治張文先后在深圳、佛山、廣州等地醫(yī)院求醫(yī)。目前張文仍在廣州的醫(yī)院就診，生活依賴護理，且此后將只能與輪椅為伴。

　　各方觀點

　　張父：學校存在多項過錯

　　張父認為，6名被告老師在對本案事件調(diào)查過程中，采取先入為主的詢問方式錯誤推理是張文偷手機，調(diào)查過程中又采取誘供、恐嚇等方式，對張文施壓；被告老師輪番詢問，采取有罪推定的方式，導致原告心理情緒不穩(wěn)方導致跳樓。

　　由此，張父一行認定張文所在學校應負全責，并提出了229萬元的索賠。

　　校方：已履行教育義務應免責

　　張文所在學校答辯時稱，張文的傷害結果是其自殺、自傷行為造成，學校作為教育機構已履行了教育、管理、保護義務，不應承擔法律責任。

　　同時，校方已通過成立專門心理咨詢室等多種形式，對包括原告在內(nèi)的學生進行心理健康教育和安全法律教育。在老師調(diào)查過程中，老師沒有使用過激語言，也沒有主觀偏向，行為并無不當。

　　法院：校方有預防不力之失

　　事后，羅湖法院認為，學校作為教育機構，由于此時該學生已脫離了父母的監(jiān)護范圍，對未成年學生依法負有教育、管理和保護義務。本案中，由于校方在處理預防類似未成年學生跳樓等偶然事件方面的經(jīng)驗不足，導致其在履行保護未成年學生義務方面存在一定過錯。

　　錯誤在于，事發(fā)前對張文跳樓的可能性缺乏預見，采取的預防措施不力。6名老師本應預見到一個13歲左右的未成年人，在遇到被同學懷疑偷手機這類事件時，其心理承受能力可能較弱。尤其有心理咨詢老師在場的情況下，更應預見到原告可能因本事件產(chǎn)生極大心理困擾，繼而采取跳樓等過激行為的可能性。

　　同時，事發(fā)前心理咨詢辦公室的窗戶雖呈關閉狀態(tài)，但一個13歲左右的未成年人在特殊情形下推開窗戶跳樓，顯然并不困難。而此時該心理咨詢辦公室的房門虛掩，也無老師貼身在側，導致不能及時發(fā)現(xiàn)危險情形并制止。

　　在當時的特殊情境下，以上過錯與張文跳樓之間在法律上具有一定的因果關系。同時，法院認為張文自身具有較大過錯。據(jù)此，羅湖法院判定張家自行承擔所受損失的80%，校方承擔20%，也就是賠付26.5萬元。

　　對于該判決，張父稱已于昨日向深圳中院遞交上訴狀，深圳中院受理其上訴。(記者 劉啟達攝影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