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西南政法大學舉行的第六次全國應用倫理法學研討會上，來自廣東韓山師范學院的王文科教授提出建議，在《刑法》上制定見死不救罪，實行分類處罰。(4月24日《重慶晨報》)

　　關于“見死不救罪”的爭論，自2001年的全國人大會上由32名人大代表首次提出之后，就沒有停止過爭議。雖然其后不斷有人提及，但卻一直難以付諸法律。王教授的建議想必將再次面對這樣的困境。

　　道德與法律最大的區(qū)別在于，法律約束的是人的行為，而道德約束的則是人的思想。設立“見死不救罪”意味著要對一件本來與自己無關的事履行額外的義務，依照現(xiàn)代法治理念，只要不侵害國家、他人的合法權益以及公共秩序，公民的行為就有其天然的存在合理性。而“見死不救罪”的設置顯然損害了公民的這種權利，因此思想上很難被接受。

　　在實際操作中，“見死不救罪”也將面對諸多實際的困難。判定一個人是否有罪，需要提供必需的人證和物證，但是誰會為“見死不救罪”來作證呢？證人很可能并沒有參與案件，因此作證的同時就意味著自己有罪，而如果自己也參與了案件又如何能去作證？另外，如果案件的目擊者本身不具備任何救助的能力，那么他是否也要為自己能力的欠缺而背負罪責呢？道德問題的“泛法律化”固然可以迫使人們就范，但是如果得不到普遍的道德認同，其最終結果要么是因觸犯法律者太多而使民眾叫苦不迭，要么就是因為不具備實際可操作性而導致法律條文被虛置。

　　因此筆者認為，立法保護見義勇為者的權益勢在必行，而“見死不救罪”的設置則略顯多余。與其強制公眾去做一件難以接受的事，不如掃清人們的后顧之憂，使更多的人真正發(fā)自內心地去做一件善舉。 (作者：趙志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