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報（新京報）記者采訪的三農專家認為，《決定》中土地政策最大的變革在于現(xiàn)有承包制度和征地制度有一定程度的突破。

　　《決定》的起草人之一、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原主任段應碧昨日對本報記者表示，《決定》對過往三十年農村改革經驗進行了總結，現(xiàn)有的突破均在“最有把握”的領域進行，而現(xiàn)在地方的諸多土改試驗，中央尚在觀察之中。

　　解讀之土地流轉

　　土地流轉率不會迅速上升

　　段應碧稱，土地制度欠缺和缺乏服務機構，使土地流轉率一直不高

　　●對話人物：段應碧

　　●身份：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原主任段應碧

　　提出設立土地流轉機構

　　新京報：《決定》對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非常強調，這個政策已推行多年，為什么流轉率一直不高？

　　段應碧：我記得1984年一號文件就已提出要流轉，當時的說法是“向種田大戶集中”，發(fā)展適度規(guī)模經營，但實際流轉率這幾年都不到20%，大戶形成也不多。我想主要有幾個原因。

　　第一是農民的轉移不夠，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即使進城打工，他還是不能享受城市的各種保障制度，因此不可能有安全感交出土地，即使是轉讓，也大都是給親朋好友，隨意性很大，形不成規(guī)模經營。

　　第二，我們的土地制度也有一些欠缺。比如承包權雖然是法定權益，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對它不夠尊重，為了城市建設可能想征地就征地，土地用途就改變了，在這種情況下，農民也是沒有安全感的。

　　再者，沒有服務機構，農民完全是在自發(fā)轉讓，所以我們現(xiàn)在提出要有一個土地流轉服務機構，類似于一個中介，要逐步建立起來一個市場。

　　政府應建立相應補貼制度

　　新京報：這個市場是否應由政府主導建立？

　　段應碧：對，我們期望基層政府能有一個土地流轉中心，比如有些農民可能不想進城打工，愿意在家種地，他去那個中心一看，就知道哪里有更多的土地可以承包，反之也是這樣。在這種情況下，它的轉讓價格可以完全市場化，讓農民也多一些所謂的財產性收入。

　　政府還可以做兩方面工作，一個是建立土地流轉補貼制度，愿意流轉的，政府給一些補貼，另外給種田大戶一些資助。但不管怎樣，土地流轉率不會迅速上升，它最終還是依賴于城市可吸納農村勞動力的多少。

　　土地抵押是不現(xiàn)實的

　　新京報：之前大家都很關心承包經營權是否可以抵押，但是從《決定》來看并沒有松動？

　　段應碧：我一直認為土地抵押不現(xiàn)實。一方面是抵押過后，如果破產農民怎么辦，另一方面從銀行來說也不愿意要這個抵押，因為土地用途不能改變，銀行以后收了這個地還要想把它再拍賣給誰種，這個非常復雜。

　　新京報：不能抵押土地，農村金融會不會難以開展？

　　段應碧：農村金融不能建立在抵押擔保的基礎上，而是應當建立在對信用擔保的基礎上，從我國現(xiàn)狀來看，要求農民拿出土地來做抵押物是不正確的，只有農村的大戶和企業(yè)進行貸款時，才主要以抵押擔保為主。

　　農村發(fā)展可應對金融危機

　　新京報：目前國際社會面臨金融危機，這是否會給農村改革帶來困難？

　　段應碧：我的看法剛好相反，農村經濟發(fā)展是有效應對金融危機的方法，要維持經濟的勢頭就要擴大內需。我記得上次亞洲金融危機，中央財政只有9000多個億，但是第一期國債就發(fā)行了1500億，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行基本建設來拉動內需，事實證明效果很好�，F(xiàn)在我們的財政收入超過4萬億，完全有這個力量從農村啟動下一輪改革和建設。

　　解讀之政府轉型

　　政府無需退出征地談判

　　徐祥臨表示，三中全會后農村改革，最迫切的是財政問題

　　●對話人物：徐祥臨

　　●身份：中央黨校三農問題研究中心副主任

　　政策基石　雙層經營體制并未改變

　　新京報：《決定》中體現(xiàn)出來的政策特別是土地政策走向，是否和之前各界的揣測有很大差異？

　　徐祥臨：之前大家太過度關注“第三次土改”這樣的概念。但是從《決定》來看很清楚，“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tǒng)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沒有改變，這是農村政策的基石，這意味著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是在反復強調，和之前一些學者揣測的所謂“土地私有化”是完全不同的。

　　新京報：在你看來，《決定》最大的突破在哪？

　　徐祥臨：《決定》最主要的精神是把科學發(fā)展觀在三農問題上落到實處，它的核心在于“發(fā)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比如《決定》里提到要理順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這就意味著現(xiàn)在的價格機制不合理，說明了中央的態(tài)度。

　　體現(xiàn)方式　農民參與非公益性項目

　　新京報：讓農民分享改革成果，在土地上是怎樣體現(xiàn)的？

　　徐祥臨：土地政策這次只是進行了微調，最大的突破在農村集體土地建設非公益性項目方面，農民可以參與開發(fā)經營。我們知道現(xiàn)在土地一級市場是被政府壟斷的，但是農村建設用地屬于集體所有，和城市建設用地的產權關系是不同的，因此這種模式有待商榷。

　　新京報：現(xiàn)在這種新模式的特點在什么地方？

　　徐祥臨：一個是非常強調土地用途要符合規(guī)劃，這是個老規(guī)定，但是實事求是地說，現(xiàn)在在土地的使用中對于規(guī)劃是很不嚴肅，不按照規(guī)劃辦事的情況非常多。

　　因此這次提到的是在符合規(guī)劃的前提下，經營性用地要農民集體和開發(fā)商來進行談判，這個是完全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因為既然是經營性用地，就應該考慮到這里面有各種利益主體，農民就是很重要的一個，你在別人的土地上進行開發(fā)，怎么可能不讓人按照市場原則獲利？

　　政府角色　征地時政府起指導作用

　　新京報：《決定》里提到政府應當逐步退出非公益性征地，應該怎樣操作？

　　徐祥臨：經營性用地的談判，應當是以村集體為單位，和用地者自己談判價格，但是我不認為地方政府應當完全退出，更好的模式進行轉型。

　　以往地方政府給外界的印象一直是替開發(fā)商征地，現(xiàn)在是否可以變成替農民賣地？因為農民或者村集體對于市場規(guī)則不一定熟悉，政府可以給予指導，有利于他們權益的保護。政府轉型的關鍵在于重工輕農、重商輕農的思想要得以轉變。

　　新京報：三中全會后進行農村改革，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

　　徐祥臨：我想最迫切的還是財政問題。因為這代表能否擴大投入，實現(xiàn)公共服務均等化。每年年中編訂財政預算的時候，各個部委各個地方可能都在要錢，到底能不能把財政往農村傾斜，這需要中央真正有決心。

　　記者 李靜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