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78年，我與中國改革開放同齡。三十年過去，我已進入而立之年。回顧我的成長經(jīng)歷，可以從一個小人物的視角切身感受中國改革開放引發(fā)的三十年巨變。在我看來，中國改革開放大致經(jīng)歷了這樣四個階段：

　　1978年至80年代初：改革開放的前期

　　粉碎“四人幫”以后，中國進入了華國鋒執(zhí)政的五年“過渡時期”，有人亦稱“后毛澤東時代”。對于以上發(fā)生的重大事件，對于當時剛滿10個月的我自然無從知曉。不過，在我零星的記憶里，依稀有一些“舊事物”。比如，濃重的軍事和準軍事化的印記。再回首，真的是“換了人間”。

　　80年代中后期：農村掀起第二次革命

　　1985年秋，我開始進入村辦小學。在我的印象中，就是從那時起村里漸漸發(fā)生了變化，盡管當時我根本不清楚這種變化的重大意義和對未來生活的影響。但父親職業(yè)的變化，帶給我們家的日子確實是越來越好了。

　　我的父親大約是在改革開放的前夜從部隊復員回鄉(xiāng)務農。我四歲時負責照看比我小一歲多的弟弟，而父親母親似乎整日在田地里勞作。上個世紀80年代初，父親的同村戰(zhàn)友與人合伙創(chuàng)辦了村里第一家集體企業(yè)，父親母親在農閑時也都去村辦企業(yè)打工。父親的戰(zhàn)友成了村里罕見的為數(shù)不多的“萬元戶”，父親母親也從村辦工廠里領到了第一份工資性收入，第一次領到電子表和類似風雪衣的服裝之類的福利，這在以前是根本無法想象的。

　　徹底擺脫窮困進而過上富裕生活的欲望激勵父親作出了大膽決定，和少數(shù)農民走出鄉(xiāng)村外出打工，由此開啟了父親20年的農民工生涯。起先是在鐵路上，后來基本是在公路上，父親成了筑路工。父親在鐵路打工時，我們家第一次吃到了綠色塑封包裝的方便面，對于新型食品，我們連說明也沒看，就一股腦把十幾袋兒都倒到鍋里像做家常面一樣地煮了，不過味道卻是前所未有的香甜。之后，我家開始大規(guī)模添置家具，逐步有了組合柜、雙人床、沙發(fā)、電視機、錄音機，等等。父親也從打工者到領工員，直到做了小包工頭，我們的家境一天比一天好。

　　1997年以后：中國流動起來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是黨中央的重大決策，對于身處農村的小老百姓而言，感受真切的是人的流動性。我上小學，可以與同村孩子一起玩耍；我上初中，可以和全鄉(xiāng)的孩子在一起，像鎮(zhèn)上農民三六九趕集一樣；我上高中，可以和全縣的孩子在一起，像是縣上舉辦物資交流大會一樣。直到我1997年考上大學，我才與外市、外省的孩子有了交流，才步入了城市的生活。第一次到同學家的樓房里，也有過找不到茅房和蹲在座便器上拉不出屎來的窘相。在我看來，改革開放最大的特點是流動性，一是人流，比如民工流和學生流；二是物流，比如商品流和信息流。只有流動起來，打破行政區(qū)劃和城鄉(xiāng)界限，才是真正的改革開放。

　　進入新世紀：對病態(tài)現(xiàn)象的反思與抉擇

　　2001年，我大學畢業(yè)，開始走入真正的社會，也開始反思與抉擇。我是實行“雙軌制”后的第一批畢業(yè)生，國家不再包分配。盡管我也幾進幾出人才市場，結果一無所獲。但我還是很慶幸，最終一個意外的機會，讓我在家鄉(xiāng)張家口市不太費事地找到了工作，雖然也走了招聘的程序，但結果幾乎和分配差不多。而這一切卻是緣于國家對貧困地區(qū)的特殊政策，叫我趕上了。

　　工作上比較順利，找對象也還順利，不久我的女兒出生了，然而接踵而來的是女兒的生病，也叫我頭疼。第一次給女兒輸液她才十個月大，到現(xiàn)在兩歲半了，已經(jīng)輸了三四次液，而每次都要花費上千元，這讓我心力交瘁。在我同輩人的父親和孩子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漸漸地我意識到，我們的社會生“病”了—2003年那次的非典就是個轉折點。我們黨敏銳地意識到那不僅僅是一次危機，而且暴露出我們發(fā)展的思路和模式的癥結。生存環(huán)境和發(fā)展前景的壓力，逼迫我們進行反思，而科學發(fā)展觀等重大戰(zhàn)略思想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

　　改革開放30年后，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將會遇到更加嚴峻的考驗和挑戰(zhàn)。我堅信，在科學發(fā)展觀的引領下，在與世界接軌的征途中，實現(xiàn)國家的崛起、民族的復興和人民的幸福的前景更加值得我們期待。 (作者：王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