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北京市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閉幕。黃衛(wèi)全票當選北京市副市長，也成為北京市首位院士副市長。11天前，在國務院公布的任免國家工作人員名單中，黃衛(wèi)被免去住房和城鄉(xiāng)建設部副部長職務(11月22日《京華時報》)。

　　翻開黃衛(wèi)的履歷，在其正式從政前，一直都在高校，爾后于2007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可稱之為“學者型官員”。

　　這些年來，“學者型官員”成了官場一道亮麗風景。據(jù)統(tǒng)計，十七大產生的新一屆中央委員會中，具有大學學歷以上的占92.2%，有高級職稱的占33.2%。另據(jù)統(tǒng)計在2006年省級黨委換屆后，百余名省級黨委領導中，擁有研究生學歷的占60%左右，有些還曾經擁有學者身份。古代中國就有“選賢任能”、“賢人治國”的思想，而在希臘則有“哲學王”一說。學者型官員的競相涌現(xiàn)，符合國際慣例和時代要求。

　　但與此同時，我們卻希望少一些“官員型學者”。所謂“官員型學者”，是指一些官員運用手中的權勢與學術聯(lián)姻，從而獲得了教授、博導的虛名。學術對于他們來說，只不過是附庸風雅、緣木而上的工具。這一點，與“腹有詩書氣自華”的學者型官員本身有著極為顯著的區(qū)別。

　　從表面看，“官員型學者”加強了政界與學界的聯(lián)系，其實，“官員型學者”的存在，污濁了學風，讓本應卓然于世的學術界沾上了銅臭、權力。而對于政界而言，由于“官員型學者”腹無詩書，從而助長了政界的虛假之風，進而導致官員不思學習而只謀“權學交易”。從此意義上說，“官員型學者”越少越好。 (毛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