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此文版權屬《國際先驅(qū)導報》，任何媒體若需轉載，務必經(jīng)該報許可。)

　　【作者】喻國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

　　中西方的差距主要不在技能方面，而是在觀念上，主要表現(xiàn)為對媒體始終是防范的、消極的、被動的，不懂得用現(xiàn)代的方式善待媒體和運用媒體

　　《國際先驅(qū)導報》文章 如果我給我們的官員整體應對媒體的能力打分，恐怕只能打出60分——及格線附近。因為從總體上看，眾多中國官員面對媒體時仍以排斥、防范的心理居多。

　　我曾經(jīng)對一些官員進行過公關培訓，當時一提到媒體，他們都流露出較為厭惡的表情。當然，我可以理解的是，因為他們沒有接受過如何與媒體相處的訓練，而另一方面，中國的行政制度本身也不支持他們面對媒體來表達。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看起來我們國家有《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明確要求增強信息透明度，但現(xiàn)狀仍然是“說，負責任；不說，不負責任”這樣一種不對稱的責任體制。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自身素質(zhì)所及，還是制度要求所限，對中國官員而言，“不發(fā)言”、“少發(fā)言”可能會更合適。此外，他們正處于一個公民意識日漸增強、媒體輿論日漸活躍的社會環(huán)境中，在重壓之下，他們更不愿意和媒體、公眾加深信息分享了。

　　目前，網(wǎng)絡上傳播著一些所謂“雷人”的官員語錄，其實它們正是某些官員不適應現(xiàn)階段信息共享程度的一種表現(xiàn)，而這些語錄，也不能代表官員的整體面貌和狀態(tài)。

　　從我個人了解的情況看，中國官員們還是在試圖改變自己，增強自己應對媒體能力的。比如，各級政府現(xiàn)在很重視培訓工作，很重視網(wǎng)絡輿情，還很在意能在媒體上把自己的形象表現(xiàn)得更鮮明一些，把自己的觀點表現(xiàn)得更委婉一些。

　　在山東省某些縣市，縣委書記和政府宣傳部對網(wǎng)絡媒體的開放程度正在做一些制度性的嘗試。例如用網(wǎng)絡讓老百姓做一些評選工作，挑選最受歡迎和最不受歡迎的官員講話。這些嘗試，多多少少開始讓中國官員面對和接受社會的改變，逐漸熟悉在一個改變的環(huán)境中執(zhí)政和管理。總體上看，中央官員適應環(huán)境的能力要略強于地方官員，因為無論從眼界、視野，還是接受新事物的速度方面，都存在差異。

　　而與國外官員相比，我認為中西方的差距主要不在技能方面，后者可以通過淺層次的培訓獲得。差距主要在觀念方面，我們的官員對媒體始終是防范的、消極的、被動的，不懂得用現(xiàn)代的方式善待媒體和運用媒體。要不然就是“把它管住”，要不然就是“隨它而去”。但是如何主動地運用傳播規(guī)律、傳播技能來與媒體互動呢？只怕這時就會有警戒的聲音響起：言多必失。

　　但現(xiàn)在，“少說話”“不說話”已經(jīng)跟不上社會發(fā)展的態(tài)勢了。去年，中國人民大學做的輿情監(jiān)測中，有一點比較突出：老百姓的公民意識在覺醒，而覺醒速度要快于基層官員的執(zhí)政能力提升和改變的狀態(tài)。所以，基層官民的對立就比以往任何時期都突出。

　　我主張要讓中國官員都“學會對話”，除了體制改革，還要有培訓的輔助。但與媒體期待相比，改變現(xiàn)狀的速度會有一個差異問題。不過，隨著今后年輕干部走上崗位，速度問題可能會得到改善。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制度的改革和轉變至少需要5年、10年時間。所以，中國官員的能力要想符合媒體期待，沒有5年、10年也很難做到。因此，我認為社會需要有耐心，而我們的官員要有緊迫感，行政體制的改革需要有緊迫感�？赡墁F(xiàn)在的差距大家還能接受，但若等到價值觀完全沖突時，社會危機便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jīng)_撞出來，那就為時晚矣。(鄧媛/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