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12月16日電 香港《文匯報》12月16日載文《中日韓會議奠定東亞合作基礎》指出，從一個更長遠的視角來看，日益機制化的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很可能成為東亞政治、經(jīng)濟、安全和文化等全方位合作的平臺，某種意義上，其意義堪比當年的歐洲煤鋼聯(lián)營。而東亞合作的新篇章或許將由此掀開。

　　文章摘錄如下：

　　正當全球金融危機向縱深發(fā)展之際，12月13日，中日韓領導人會議首次在“東盟與中日韓”10＋3框架之外單獨舉行，表明東亞合作已經(jīng)進入一個更為務實的新階段。從會議發(fā)表的聯(lián)合聲明和行動計劃來看，如何通過加強貨幣合作來應對當前危機仍是最令人關注的話題，但其意義絕不止于此。根據(jù)聯(lián)合聲明，中日韓三國將本著公開、透明、互信、共利、尊重彼此文化差異的原則，在政府和非政府框架內，開展政治、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等領域的全方位合作。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表明，IMF無法勝任全球最后貸款人這一職責，同時也充分暴露出東亞國家的金融脆弱性及缺乏區(qū)域協(xié)調的弊端。危機結束后，各國普遍希望加強貨幣金融合作以維護本地區(qū)金融穩(wěn)定。短短幾年時間內，東亞建立了名目繁多的貨幣金融合作機制，包括亞歐會議財長機制、東盟與中日韓10＋3財長機制等。迄今為止，東亞貨幣金融合作也的確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清邁倡議、亞洲債券基金和亞洲貨幣單位等。

　　但近年來，東亞貨幣金融合作逐漸陷入了困境。原因一是現(xiàn)有的合作機制在功能上過多重疊，不僅浪費了區(qū)內資源，也導致相關國家在發(fā)展方向上出現(xiàn)分歧；二是各方相繼失去了前進的動力，東盟當前僅僅滿足于追求較低層次的一體化，而中日韓三國則圍繞主導權問題爭論不休，在一些關鍵問題上難以取得突破。在亞洲金融危機十周年回顧時，便有明眼人指出，未來能夠推進東亞貨幣金融合作進行下去的，或許正是新一輪金融危機帶來的威脅。而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無疑提供了一個絕佳契機。

　　雖然東盟常常被視為東亞合作的核心。但一般都認為，推動東亞合作的關鍵還在于中日韓三國之間能否實現(xiàn)良性交互。

　　以亞洲共同基金為例，其難產(chǎn)的過程便足以折射出三個東北亞國家復雜而微妙的關系。在清邁倡議取得階段性進展之后，2007年5月，10＋3財長會議宣布在清邁協(xié)議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東亞外匯儲備庫”，以便在某個成員面臨外匯資金短缺困難時幫助其緩解危機；2008年5月10＋3財長馬德里會議進一步將這個儲備庫的規(guī)模明確為800億美元，其中，中日韓分擔80%，余下20%由東盟國家負擔；但在2008年11月的亞歐峰會上，中日韓并未就80%如何劃分達成一致意見，最終各方只是原則上同意在2009年6月之前給出答案。

　　客觀上來說，韓國在此次貨幣合作中扮演了推手的角色。當然，這主要是出于其自身安全的考慮。雖然韓國在此之前已累積了超過3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規(guī)模為1997年的十倍以上，但事實證明，在這場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中，韓國依然弱不禁風。2008年下半年以來，韓元貶值和外匯儲備縮水的速度令人憂心。與坐擁2萬億美元和9900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中國和日本相比，韓國更有一種強烈的危機感和緊迫感。在10月IMF和世界銀行年會召開前，韓國便開始大力游說中日韓領導人進行貨幣合作。最初日本對擴大貨幣互換立場較為消極，更傾向于通過美國主導下的IMF框架來應對危機；但當這一倡議得到了中國積極支持時，日本的態(tài)度也不得不發(fā)生根本轉變。

　　此次會議前，中韓、日韓宣布雙邊貨幣互換的規(guī)模同時擴大至300億美元，對于穩(wěn)定東亞金融意義重大。不過，擴大雙邊貨幣互換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發(fā)揮“穩(wěn)定器”的功能，但遠不如亞洲共同基金這個多邊“蓄水池”的外溢作用強大。很明顯，中日兩國之間的心結并未真正解開；而韓國在解決后顧之憂后，是否還有足夠意愿繼續(xù)推動與中國開展更深層次的經(jīng)貿合作也令人懷疑。根據(jù)過去的經(jīng)驗，韓國內心并不認為有必要與中國建立FTA。

　　不過筆者對此仍持樂觀看法。從最近的歐亞峰會、二十國集團峰會、中美戰(zhàn)略經(jīng)濟對話等一系列領導人對話來看，中國已越來越意識到，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加強與其他國家的高層次對話與合作不僅具有象征性作用，同樣也有現(xiàn)實意義。一方面，中國需要從全球多邊、區(qū)域多邊、國家間雙邊和國內四個層次上構建穩(wěn)固的金融安全防火墻；另一方面，這也將決定中國在危機結束后的國際政治、經(jīng)濟格局中處于何種位置�；�于同樣理由，韓國和日本領導人也必須繼續(xù)深化與中國的對話與合作。 (劉　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