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9月30日電 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30日刊出江蘇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工作人員黎堂斌的文章，講述了他的農(nóng)村家庭父子二代60年來的變化。文章說，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黃土地的面貌發(fā)生了太大變化，社會發(fā)展帶來了很多喜色；作為“三農(nóng)”的載體，黃土地承載了太多使命，不能丟掉對黃土地的人本關懷。

　　文章摘編如下：

　　六十年來，與中國其它地方的農(nóng)村一樣，老家的這片黃土地上的人們，在黃土地上澆注著辛勤的汗水，傾注著畢生的精力，等待著四季輪回的春華秋實，期望著時代變遷的豐衣足食，也守候著那份與世無爭的淡定從容。

　　他們時刻關注這片土地的變遷，從吃穿住行到人情世故，是那么熟悉而又陌生，心中夾雜著無比復雜的情感，有對泥土充饑的恐懼，更有對粗茶淡飯的珍惜；有對傳統(tǒng)不再的失落，更有對美好明天的憧憬；有對簡樸家園的留戀，更有對現(xiàn)代文明的向往。

　　父親，從死亡邊緣走來

　　父親，出生于新中國成立前的兩三年，見證了老家這片黃土地的變遷。

　　討飯、吃觀音土，是父親瞑目難忘的記憶。新中國誕生的喜慶還沒有完全消退，熱火朝天的建設高潮似乎燒過了頭，一場饑餓夢魘便隨之而來。三年災害期間，對“走到哪、吃到哪”的“大鍋飯”迷戀不再。

　　父親是僥幸的，能戰(zhàn)勝災難頑強地生存下來，雖然現(xiàn)在能過上溫飽生活，但他總是嚴肅地告誡我們“莫忘災年”。

　　“分田單干”，是老家對上世紀80年代初那場轟轟烈烈大包干運動的俗稱。在“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指導下，人們對腳下的這片黃土地付出了前所未有的熱情，干活總有使不完的勁，種莊稼總有挖掘不盡的潛力。

　　整個80年代，黃土地上的日子僅限于緊巴巴的溫飽水平，離富足還有一段距離。雖然“包干”、“包產(chǎn)”理順了生產(chǎn)關系，解放了生產(chǎn)力，但“計劃”對農(nóng)民的影響仍無處不在。盡管很大程度上增產(chǎn)了，但統(tǒng)購統(tǒng)銷、限制農(nóng)產(chǎn)品價格等政策讓農(nóng)民增收很難，除了基本的生活開銷外，幾乎沒有剩余的收入。

　　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入，市場經(jīng)濟體制的逐步完善，黃土地上的氣氛也日趨活躍起來。90年代初，父母親在辛勤勞作之余，不出村就能到京九鐵路建設工地掙點“外快”，還能賣點農(nóng)產(chǎn)品增加收入，家里逐漸有了些許余錢。我們姐弟偶爾也能“奢侈”地吃上零食，飯桌上有魚肉的次數(shù)由一年幾次增為一月幾次了，身上的衣服也由多季一衣，變?yōu)橐患径嘁铝恕?/p>

　　家里也逐漸有了自行車、電視機，還蓋起了磚瓦房。父親，在黃土地上耕作了一輩子，驚異于變化的快速，也珍惜來之不易的收獲，常沉浸在一位老農(nóng)民獨有的“滿足”之中。

　　姐姐、姐夫，當了農(nóng)民工

　　姐姐、姐夫，在上個世紀末，加入了外出打工的行列，成了貢獻在城市、思念在老家的農(nóng)民工。

　　姐姐不怎么識字，費盡千辛萬苦之后，終于在一家大商場找到一份做保潔的工作。早晚“兩班倒”，每天工作10余個小時，一個月下來也能掙得千把塊錢。姐夫，有一門嫻熟的木工手藝，在費一番周折之后，成了一家裝潢公司的裝修工人。有了工作，就有了吃飯的本錢，他們在遠離市中心的平房區(qū)租了一間低矮的小房子，在陌生的城市瑞安了個屬于自己的“家”。

　　幾十年的鄉(xiāng)土本色，難免跟現(xiàn)代大城市格格不入，但他們還年輕，學著去適應城市里陌生的一切。漸漸地，當初進城的那種驚恐、無助的眼神不再，多了幾分從容和自信。

　　他們起早摸黑，騎著從舊貨市場買來的二手自行車，穿過人流密集的街巷小道，以最短的時間趕到上班的地方。他們省吃儉用，吃的是從菜市場買回的發(fā)黃的蔬菜，穿的是從地攤掏來的便宜衣服，盡量多省每一分錢，因為老家的那片黃土地上還有老小等待他們供養(yǎng)。每年回去過年，帶著那筆一年到頭省下的“數(shù)目可觀”的積蓄，也能“闊綽”一回，給老人、小孩添置新衣服，采購兒女喜歡吃而平時難得吃上的糖果，當然也不忘給自己買一身新衣服“犒勞”一下。

　　姐姐和姐夫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了幾年，雖然逐漸適應了城市里的節(jié)奏，也直言不諱地喜歡上了城市的繁華，但城鄉(xiāng)二元體制在他們與市民之間劃下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農(nóng)民工不屬于這座城市，始終只是在這里揮灑汗水、貢獻青春的過客。盡管再苦再累，無論怎樣省吃儉用，他們還是無力在城市購買一片屬于自己的棲身之所。

　　更可怕的是城市沒有給予他們新生的希望。每到暑期，他們會把兒女接到身邊，享受短暫的天倫之樂。但暑假結束，一家子幸福的“城市生活”也隨之中斷，兒女不得不送回老家上學。

　　近年來國家出臺了一些允許農(nóng)民工子女在城市中小學免費就讀的政策，但借讀費、學雜費依舊高昂，讓他們望而卻步�，F(xiàn)實告訴他們，城市再好，也只是他們遙不可及的夢；離家再遠，兒女始終是他們的牽掛與寄托，那片黃土地才是他們的根基與歸宿。

　　我，變成“城里人”

　　我，1999年考取了省城的一所大學，于是就成了一個農(nóng)村人眼里的城里人、城里人眼里的農(nóng)村人。

　　自恢復高考以來，我算是村里第一個到省城讀書的大學生。遺憾的是，“進城”以后，每年回去也不過一兩次。

　　由于在國家機關工作，我成了村里的“名人”，上了“名人錄”。每逢筑橋、修路、辦學校，村干部總會對著“名人錄”按圖索驥，希望捐個千兒八百的款項。我自知遠非名人，也沒有多少積蓄，但還是樂意捐款。

　　盡管我在城市里奉獻人生，但黃土地一點一滴的變化都牽動著我的神經(jīng)，我希望自己能為她的發(fā)展多作一點貢獻，回饋她生我養(yǎng)我的恩情。有時候，我甚至抱怨自己，為什么不能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為這片土地多奉獻一些，讓自己的生命在黃土地贊許的目光中大放異彩。

　　黃土地，唯一的“交集”

　　我們被急劇轉型的社會貼上了“農(nóng)民”、“農(nóng)民工”、“市民”等標簽，黃土地成了我們唯一的“交集”。每逢春節(jié)，外出的人們都紛紛返回家鄉(xiāng)，村里一掃平日的沉寂與荒涼，人口一下子就多了兩三倍，眼里看到的是大人小孩、紅紅綠綠，耳里聽到的是鞭炮聲、車輛聲，到處充滿了喜氣洋洋的“年味”。這樣的景象，老父親看在眼里，樂在心里。

　　過年，是我們一大家團聚的日子，更是一年到頭交心的日子。老父親更多地是講自己的滿足與幸福，電視能解單調農(nóng)村生活的煩悶，電話能聽聽長年在外的兒女的聲音，修到家門口的水泥路使出行更方便了，種田不納稅反而還有補貼了。

　　他也告訴我們，村邊的那口池塘被雨水沖涮的污泥填滿了，老倆口在家種那點“人頭田”因缺少“村務協(xié)作”有些吃力了，鄰里之間也會因不起眼的小利比以前計較了……每每談到這些，老父親的眼神總是很復雜。

　　姐姐和姐夫會談到在城市里打工的酸甜苦辣，有一月下來坐在一起數(shù)區(qū)區(qū)幾張“老人頭”(編注：印有領袖頭像的百元鈔票)的高興，也有對沉重生活負擔的憂愁；有電話里聽到老人兒女報平安的滿足，也有一年到頭朝思暮想的痛楚；有知曉兒女長高了的欣慰，也有對兒女長年不在自己身邊能否健康成長的憂慮。也許，這些才是讓他們心存疑慮、“原生態(tài)”的黃土地生活。

　　六十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黃土地的面貌發(fā)生了太大變化，社會發(fā)展給她帶來了很多喜色，但也導致了一些新問題：公用設施破敗，文化生活缺失，老人孤苦伶仃，小孩缺少父母關愛，淳樸鄉(xiāng)風多了一些“市場”味，等等。

　　作為“三農(nóng)”的載體，黃土地承載了太多的使命，她對整個國家是不可動搖的根基。不能丟掉對黃土地的人本關懷，既要身臨其境感受空氣的新鮮、民風的淳樸，更要對單調的生活、長久的牽掛、尚未完善的保障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