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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初愈

　　5月是關鍵的一月。

　　忐忑著度過了“縮水”的五一假期，北京人的心情隨著疫情曲線的一路走低而漸漸走高：每日新增病例數(shù)自5月2日跌下100大關后，至5月9日更跌下50關口。而官方也通過各種渠道表達了謹慎的樂觀：疫情正呈波動式下降趨勢。

　　北京人開始試探著從SARS的陰影下走進初夏明媚的陽光，街上行人開始增多，一度空曠的大街上汽車重新排上隊，后海邊的酒吧里又有了喧鬧，飯館準備重新開業(yè)，多數(shù)人摘下了口罩——這是一個重要的心理指標，表明這座城市已走出了恐慌。

　　北京的向好也帶動了全國疫情“波動式下降”，至5月13日，仍有6個省區(qū)保持著“金剛不壞之身”，而福建、湖南、山東、廣西等地均有10天以上未新增確診病例。而一度令人擔憂的上海，在嚴密的防范下并未失守，更是鼓舞了全國的士氣。

　　與此同時，好消息還不斷從周邊傳來：越南成為第一個完全控制住SARS的國家，多倫多也宣稱“完全控制”，新加坡和香港的狀況也一路走好，并且有望促成WHO取消旅游警告。

　　數(shù)據(jù)和專家的預測顯示：5月可能是一個轉(zhuǎn)折期�？赡苁潜本┑霓D(zhuǎn)折、中國的轉(zhuǎn)折，進而是全球的轉(zhuǎn)折。

　　既然是轉(zhuǎn)折，我們希望向好，但也要提防反彈。有了先前的慘痛的教訓，政府十分擔心過早樂觀和松懈的情緒，一再告誡各級官員和各地人民：疫情尚未完全控制，仍有進一步蔓延的危險，稍有不慎，可能功虧一簣。

　　雖然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渴望自由的呼吸，但現(xiàn)在，還沒有到把口罩扔到一邊的時候。

　　每個中國人都需要反思

　　SARS危機讓我們重新考慮什么是國家，什么是社會，什么是個人

　　文/許紀霖

　　2003年的春天，中華民族再一次“到了最危急的時刻”,突如其來的非典病毒威脅著我們的生存。雖然這是一場公共衛(wèi)生的危機，但在其背后，潛伏著我們這個社會多少年來積淀下來的某種危機和缺失。民族國家認同、社會自組織運作和個人精神信念這三大要素的匱乏，不得不引起我們的反思。

　　國家

　　當前，中華民族面臨著一個共同的敵人：不是人類世界的敵人，而是微生物世界的病毒。但就像對付日本鬼子一樣，如果民族不團結起來，我們就會受到它的統(tǒng)治和奴役，甚至毀滅我們整個民族！不過，中外歷史表明：民族危機的時刻，也是建立民族國家認同的最好契機。在這次危機中，特別是在中央高層處理了兩位瀆職的政府高官之后，全國民眾表現(xiàn)出了對民族國家共同體強烈的認同感。在這以前，除了在女排奪冠、足球出線、申奧成功這樣的時刻，我們很難看到這種向心力的表現(xiàn)。

　　但是人們發(fā)現(xiàn)，中國的公眾卻苦于沒有合適的表達自己愛國情感的方式。過去人們都是被動員式地表達自己的民族情感。一旦有了自覺表達的需求，卻喪失了表達情感的空間、方式和儀式。比如，國旗作為現(xiàn)代國家的圖騰，是一個很好的象征物。在9·11事件以后，在美國可以看到各地的民眾在家里、汽車里紛紛掛起星條旗，以此表達對國家的支持和認同。但在我們國家，國旗很少是公眾表達情感的載體。

　　不久前的一天，一輛出租車上掛起一面小國旗，這很讓人驚喜，第二天，當看到每輛出租車上都飄揚著五星紅旗時，才明白原來是按照上級統(tǒng)一的布置，歡慶五一！

　　為什么我們不能通過對國旗的自由使用，表達我們對國家的真實情感？為什么國旗只能是國家意志的象征，而與我們公眾的真實情感無關？問題究竟出在哪里？

　　我們不僅喪失了表達愛國的渠道，還喪失了表達愛國的語言。在電視上，看到不少醫(yī)務人員、軍人、小孩在表達與國家同心同德，不怕犧牲，抗擊非典時，語言貧乏，真是急死人。我們相信他們是真心誠意的，但是他們的語言聽上去是那樣的空洞、無力。中國人真的已經(jīng)喪失了真實情感的表達能力嗎？是被我們的媒體強制過濾了？還是做老師的責任，讓孩子從小學一年級起，就只會使用統(tǒng)一的標準答案？

　　在這次非典危機中，北京是災難最嚴重的城市，不管其最初原因是什么，作為中國的首都和祖國大家庭中的一員，理應獲得全中國的同情和聲援。但在這次非典危機中，人們聽到和看到的，更多的是對北京的歧視和指責。雖然大家知道，各地對北京的實質(zhì)支持是不少的，比如在北京需要口罩的時候，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批示要求上海全力支援，雖然這時上海也缺口罩。但同時我們也看到挖斷國道、對北京人圍追堵截的場景。北京雖然缺醫(yī)療用品、缺醫(yī)務人員，但最缺的是其他地區(qū)道義的支持和精神的關愛！

　　在這一時刻，中國人的本能反應又是十分傳統(tǒng)的。缺乏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整體意識，比較9·11以后美國人的眾志成城，真是讓人們感慨萬分。

　　中國人對民族國家共同體的認同情感還很膚淺，我們不是沒有這種情感，但一旦與我們的另外一些認同價值，比如家庭、家族或地方利益發(fā)生沖突，通常會把那些價值看得比國家的價值更高。中國社會，就像費孝通先生所指出，是一個以自己為圓心的“差序格局”，自我利益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家族、村莊、地方的利益，最后才有可能是國家的利益。從晚清到現(xiàn)在，一個多世紀過去了，中國人是否真正建立起現(xiàn)代的民族國家認同呢？

　　社會

　　這次抗擊非典的戰(zhàn)役，完全是由政府主導的，采取了傳統(tǒng)的行政動員、發(fā)動群眾的人民戰(zhàn)爭方式。雖然很有效，但也暴露了一個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所建立的各種自組織系統(tǒng)，在這次戰(zhàn)役中，基本無用武之地。一個社會，假如在危機來臨時，只能被動地依賴行政的垂直動員和控制，而無法啟動自身的自組織系統(tǒng)，這本身就潛伏著一種危機。

　　有一些網(wǎng)友們在網(wǎng)絡上激烈地批評政府，認為這次危機政府必須承擔責任，甚至說，假使他個人得非典的話，要通過法律追究政府的責任。我們可以理解他們的憤怒。但在這些貌似激烈的反抗言論背后，隱藏著某種全能主義社會的臣民心態(tài)。所謂臣民心態(tài)就是認為這個社會和個人所有的問題都是應該由政府負責的，既然這個社會出現(xiàn)的任何問題都是政府的問題，那么我就有權利追究政府的責任。臣民心態(tài)可以是以正面的“順民”形象出現(xiàn)，也可以以反面的“逆臣”方式形態(tài)表現(xiàn)出來，但二者背后的邏輯和預設是一致的。他們沒有意識到，在這場災難面前，個人和社會應該擔負什么責任，除了批評和監(jiān)督政府之外，作為獨立的公民和社會成員，還能夠做什么？

　　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假如它的民眾缺乏公民和社群意識，同樣會出現(xiàn)不堪忍受的混亂。海峽對岸的臺灣非典也很嚴重，形勢一度失控。臺北和平醫(yī)院被大面積感染，被隔離之后，有些醫(yī)務人員借口人權，竟然違背隔離令，帶頭逃跑。而新竹市市長為了所謂當?shù)剡x民的利益，也去堵截運送患者的車輛。一個現(xiàn)代的社會不僅要講個人的權利，同時也要有公民的責任感，對公共利益的責任感。在加拿大，亞洲回去的加拿大公民不用政府強制，都是自覺地在家里隔離兩周，這是成熟的公民社會中的自覺。

　　我們今天對自由民主社會了解太膚淺，似乎只要有了權利意識，有了個人自由和民主制度，就是一個理想的社會。我們沒有看到，西方自由民主社會的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資源就是社群。西方的人際關系中，除了市場和法律的權利關系之外，還有各種形式的情感聯(lián)系，因而特別具有人情味。在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中，不是沒有人情味，但只是發(fā)生在熟人之間，在陌生人當中，不要說人情，連起碼的交易信用都可以不遵守！這樣的傳統(tǒng)社會一到現(xiàn)代都市生活，人際關系就表現(xiàn)得特別冷漠。

　　現(xiàn)代的城市是一個高度流動的空間，現(xiàn)代都市生活剪斷了與以前傳統(tǒng)社群的聯(lián)系，把你拋到一個完全陌生和非人格化的空間之中，如果都市中缺乏社群生活的話，這個社會是經(jīng)不起災難打擊的。北京這次的悲劇就在這里。北京的人口流動性非常高，許多北京人都對北京缺乏認同感，更別說這么多外來人口了，這次逃離北京的大多是學生和民工。北京對于他們而言僅僅是一個賺錢和拿文憑的城市，他們和北京的關系是很脆弱的，社會上也沒有宗教、道德、文化或地域性亞社群讓他們留戀。人之所以感到恐懼往往是背后缺乏社群的支持，讓他感到孤獨，無以面對突如其來的恐怖，剩下一條路，只有逃離。紛紛逃到自己的老家，因為在老家，還有他們所依賴的社群：家庭、家族、鄰里等等。我們這個社會太缺乏各種各樣的亞社群了，即使有，也缺乏體制化的保障，中國的大學現(xiàn)在普遍禁止成立同鄉(xiāng)會，這個問題值得我們重新反思。

　　個人

　　在這次非典危機中，很多人患了非典恐怖綜合癥。呈現(xiàn)出一種群體性的癥狀。比非典病毒更難應付的，就是這樣一種精神性的病毒。如何使自己在災難時刻獲得對生命和生活的信念，成為一個勇敢的公民，如何在世俗社會中獲得神圣性，這是一個個人選擇的問題。在網(wǎng)上北大一個留守在校園的新生寫帖子，講到他在經(jīng)歷了最初的恐慌之后，省悟到“北大精神并不僅僅是面對成功與喜悅的激情昂揚，也應該有面對危機災難時候的冷靜、沉著、不盲從——不是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并且能夠上前線——治療、護理非典病人。我們能做的就是保持自己平靜的心態(tài)，不恐慌，不盲從，并且不把任何不健康的情緒傳染給別人；盡可能多地給他人以關懷�！庇芯W(wǎng)友在跟帖中稱贊說：這也是一種英雄！世俗時代的英雄不必刻意轟轟烈烈去做什么事，只要保持平常心，做平常事，也意味著戰(zhàn)勝了荒謬。

　　這是一個災難的時刻，也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刻。這樣的時刻對許多人來說或許一生只有一次。能否在這樣的時刻實現(xiàn)對自我的升華，在于每個人的自我選擇。人們希望，危機過后，會給我們這個民族和每一個人留下一些有價值的東西，而不僅僅只是陰暗的回憶。-(作者是華東師大歷史學教授)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03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