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法官們不喜歡輿論審判，學者也擔心輿論審判影響司法公正。但是，面對輿論審判泛濫及嚴重情緒化，首先應當反省的，也許是法律人共同體

　　北京市二中院對王天成訴周葉中抄襲案做出了一審判決，以證據不足判王天成敗訴。該判決結果在網絡媒體上招來廣泛的批評，因為它與幾乎所有人事前的預想相反，而且，法官做出判決的一些主要論斷，在大多數人看來，似乎經不起理性的推敲。

　　看起來又是一起“輿論審判”。這種輿論審判近些年來已經成為對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當年的劉涌案，輿論對那些為劉涌出具專家意見書的專家進行了一番審判；在黃靜案中，法官、檢察院、法醫(yī)、被告都遭到過輿論的審判。在所有這些輿論審判中，輿論充滿了激情，尤其在網絡論壇上，被審判對象完全成了道德上的壞人。

　　這種情形引起很多有識之士的警惕。確實，高度情緒化的輿論審判將給審理案件的法官帶來極大精神壓力，從而影響其做出公平的判斷。輿論審判也將富人與窮人、權貴與平民等沖突表面化并予以放大，激化了社會對立。有識之士呼吁，人們在評論案件的時候應當承擔責任，應當理性發(fā)言。

　　這種呼吁當然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大眾的理性從何而來呢？

　　應當說，司法是社會活動中的一個關鍵因素，人們對于正義也有一種永恒的渴望。因而，在任何國家，總會有一些案件時不時引起公眾、媒體的關注，人們也總是急于表達自己的意見。在網絡時代，這種意見表達更便利了。而大眾的意見當然不可能十分理性。大眾沒有接受過法律訓練，肯定不大可能完全依照司法理性來對案件進行思考。

　　但這并不意味著，大眾只相信自己的常識和情感，拒絕承認理性的說服力。民眾也許不能對復雜的案件做出理性的判斷，但卻應該有能力接受法官的理性判斷。假如法官講出了道理，民眾就會接受這種道理，并讓這種道理支配自己的情感。他們難以成為理性的代言人，但可以成為理性的傾聽者。

　　當然，法官也有自己的情感、偏見、價值觀。但法官要成為好法官，就必須盡可能地克制自己的情感、偏見、價值觀，以法律的基本原則為基礎，依據理性做出判決，并且詳盡地給出自己的推理過程。若真能如此，則大眾即使出于自己的情感、偏見、價值觀，不喜歡法官的判決，也會予以接受，并相信法官在做出判斷的時候并無偏私。

　　在這樣的理想狀態(tài)下，法官和大眾互相約束，讓理性同時主宰司法的專業(yè)活動與大眾輿論。更準確地說，理性的、追求正義的法官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教化大眾，使之信仰法律，服從理性。而大眾的情感一旦被納入理性的支配之下，其在輿論中的表達，還會發(fā)揮重要的司法功能：透過這種表達，法官將能探知社會的主流傾向，并據此了解社會的變化，從而調整法律，讓法律適應社會治理的真實需求。

　　但是，假如法官放縱自己的情感、偏見、價值觀，而根本不講道理，則法官的判斷就很難被大眾所接受。因為，這樣的法官冒犯了人們的正義感。如果法官的判斷完全蔑視常識，甚至會引起大眾的憤怒。

　　長此以往，人們就不再指望從法官那里找到正義，而是自行判斷。一個社會總需要對于各種行為做出判斷，以抑惡揚善。若法官不能有效承擔起這樣的責任，輿論審判就會填補空白。泛濫的輿論審判，就是社會機制自我調節(jié)的一個結果。人們在對法官喪失信任之后，會用非專業(yè)的輿論審判替代專業(yè)的司法審判。

　　法官們不喜歡輿論審判，學者也擔心輿論審判影響司法公正。但是，面對輿論審判泛濫及嚴重情緒化，首先應當反省的，也許是法律人共同體。法官的理性的匱乏，可能是因為學理不足，但經常是因為法官缺乏獨立性，不能擺脫外部因素的干擾，不是僅依靠法律和法理進行判斷。不管因為什么原因，民眾自然地就會對法官群體、甚至對整個法律人群體——除了法官之外，也包括律師、法律學者——產生一種不信任，認為他們不是在從事正義的事業(yè)，而是濫用法律學識追求個人利益，甚至為了個人利益會輕易地出售正義。

　　在急劇變動的時代，人們對正義的渴望容易讓人情緒化。而法律人共同體本來應當充當這個時代的精神治療醫(yī)生，用理性來教化、慰藉大眾。而要讓理性支配司法活動，惟有依賴法官的獨立性及法律人共同體的自治。唯此，法官才會有動力去把握司法的理性。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文/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