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編者按：

今年1月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了余杰著《想飛的翅膀》一書，書中第二輯－－「說是說非」部分收錄的第一篇文章即為《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文中作者對余秋雨在文革中的那一段經(jīng)歷以及余秋雨的人格和文格均提出了嚴厲的質疑。

稍后不久，余秋雨先生在《中國新聞周刊》（2000年No.3）發(fā)表了他就余杰的批評致余杰的一封公開信－－《答余杰先生》。

為了便于讀者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本刊特將余杰寫的《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一文以及余秋雨先生的公開信轉登如下，余杰文章有較大刪節(jié)，原文約13000字。

在90年代一片平庸和蒼白的氛圍中，余秋雨以一本《文化苦旅》登上文壇，一時間洛陽紙貴，人人爭讀余秋雨。緊接著，《文明的碎片》、《山居筆記》、《霜冷長河》相繼問世，余秋雨所倡導的「文化散文」被人們口耳相傳，而余秋雨本人也儼然成為傳媒爭奪的驕子和時代文化的代言人。

歷史拷問與靈魂拷問

在余秋雨的一系列「文化大散文」中，始終貫徹著一個鮮明的主題：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問。

余秋雨在拷問歷史和歷史上的人物時，的確顯示出「下筆力透紙背」的功夫。然而，正是在這一面表現(xiàn)得太突出了，另一面就顯得失衡了－－1949年以后的歷史在何方？作者自己在何方？我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很少讀到他對1949年以來的歷史的反思，很少感受到他有直面自身心靈世界的時刻。兩個巨大的「空洞」導致了我對余秋雨散文的懷疑。

真正的拷問者，自己也應當同是受拷問者。由于「受拷問者」身份的缺席，使得余秋雨散文本來能夠達到的思想力度嚴重被削弱了。歷史出現(xiàn)了斷裂，人格出現(xiàn)了斷裂。

同樣是歷史的拷問者，與余秋雨相比，魯迅先生不僅把手術刀對準別人，也對準自己－－更多地對準自己。

為什么標榜「拷問歷史」的余秋雨先生拒絕這樣做呢？

為什么余秋雨會讓自己的歷史和自己的靈魂缺席呢？

這是一個偶然的原因嗎？

「文革余孽」

近年來，許多「文革余孽」又開始重新登臺亮相。

沉寂了20年，他們依然還是不甘于寂寞，還是有那么多想說的話－－他們要為當年的惡行懺悔，我舉雙手歡迎，然而，這群飽經(jīng)滄桑的家伙們，不僅沒有絲毫的懺悔之意，反而百般為自己辯解、開脫并不惜篡改歷史真相，企圖蒙騙后生小子。這批「文革」余孽當中，有原來中央文革的核心成員戚本禹、王力等人，他們如同蛟龍重現(xiàn)江湖，大談自己當年如何如何與領袖親近，自己又為人民做了多少好事云云；也有江青欽點的作家，再次宣稱自己的小說是最了不起的作品，是最真實地反映那個時代的作品，而他本人對「文革」中的表現(xiàn)是「問心無愧」的；也有「梁效」成員口口聲聲地說「畢竟是書生」，自己是受騙上當?shù)�，雖然寫了些批判文章，卻談不上干過什么壞事……真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

比這些人更聰明的另一個人，是在「文革」中也有過精彩表演的余秋雨先生。他干脆就「雄赳赳氣昂昂」地向世界之交跨過去，把過去的一切全都拋到腦后，管他是對還是錯。他的這一策略，使他與「文革」一點關系都沒有了。

當年，余秋雨所效力的《學習與批判》雜志，由張春橋、姚文元所控制的「上海寫作組」直接管理。這個寫作組威震南方，與北京的「北京大學大批判組」和「清華大學大批判組」三足鼎立，一時間，呼風喚雨，指鹿為馬，無所不為。上海的御用寫作班子以「石一歌」為筆名發(fā)表大批判文章，所謂「石一歌」者，意思是11個人（當然，由于前前后后人事方面的變動，「石一歌」的人數(shù)并非嚴格意義上的11個人）。這個筆名與北京的「梁效」（「梁效」者，「兩校」也，即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有異曲同工之妙。余秋雨少年文章，名動公卿，當然也引起了有關方面的注意。于是，兩個巴掌一拍即合，他成為「石一歌」中最年輕的、「立場堅定」、「有一定理論水平、斗爭經(jīng)驗、分析能力和寫作技巧的、有培養(yǎng)前途的革命青年」。據(jù)若干余秋雨當年的同事透露說，他在寫作組中的態(tài)度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因為他的出色表現(xiàn)和突出成績，他深受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青睞。如果不是「文革」結束，余秋雨也許會走上一條類似于姚文元的飛黃騰達之路。

我重提這段往事，并不是故意與余秋雨先生過不去，或者抖出他人的隱私來給今天的人們好看。當年參與「文革」寫作組，不管是出于什么樣的原因，我想，作為一個入世不深的青年知識分子，多多少少都是可以原諒的－－在那個既「封建」又「法西斯」的時代，人的選擇很多都是身不由己的。

令我遺憾的是，余秋雨先生斷然選擇了遮掩和偽飾。他在《千年庭院》一文中，似乎不經(jīng)意地寫道：「于是終于有一批學生脫穎而出，沖破文明的制約，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種已經(jīng)留存不多的頑童潑勁，快速培植、張揚，裝扮成金剛怒目。硬說他們是具有政治含義的『造反派』其實是很過分的。昨天還和我們坐在一個課堂里，知道什么上層政治斗爭呢？無非是念叨幾句報紙上的社論，再加上一點道聽途說的政治傳聞罷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實際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動性�！惯@種表面的不經(jīng)意，實際上是經(jīng)過了周密的醞釀、思索和策劃。這是明顯地為紅衛(wèi)兵開脫，并進而混淆「文革」的本質，將「文革」歸罪于上層少數(shù)人的政治斗爭。所以，順流而下，像他這樣的參與者不過受騙上當罷了，無需承擔任何罪責。于是，在談到自己的時候，余秋雨則更加明目張膽了：「反過來，處于他們對立面的『保守派』學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識，多數(shù)只是在一場突如其來的顛蕩中不太愿意或不太習慣改變自己原先的生命狀態(tài)而已。我當時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來，一方面是對『造反派』同學的種種強硬行動看著不順眼，一方面又暗暗覺得自己太窩囊，優(yōu)柔寡斷，趕不上潮流�！�

但他為什么要拼命掩飾呢？他為紅衛(wèi)兵辯護，歸根結底還是想為自己開脫。他竭力將自己打扮成一個無辜的「保守派」，然后心安理得地面對「新時代」。但是，有時導致的結果是越遮蓋越張揚，污點往往越描越黑。尾巴在他沒有意識到的時候露了出來。對此，張育杭先生疑惑不解地追問說：「按照并不復雜的經(jīng)驗揭示和邏輯思路，早在『文革』初期就已經(jīng)對『造反』之類『心灰意懶』，『趕不上潮流』的余先生，何以到了『文革』后期竟然突變?yōu)椤汗P鋒犀利』且十分活躍的『大批判』寫作者和『潮流』中人呢？」（張育杭《靈魂拷問鏈條的一個重要缺環(huán)》，《四川文學》1999年第10期。）

巧言令色的余秋雨先生如何回答呢？

我與張育杭先生一樣，都在翹首以盼。

《胡適傳》：個案分析

從70年代初期起，余秋雨成為上�！肝母铩沟囊槐K明燈。他的走紅并非始于90年代初的《文化苦旅》，早在70年代初他就是「理論界」的風云人物。當時，他寫作了數(shù)十篇「膾炙人口」的大批判文章，這批文章的讀者一定比今天讀《文化苦旅》、《山居筆記》的人還要多。其中，最著名的有《走出「彼得堡」》、《讀一篇新發(fā)現(xiàn)的魯迅佚文》、《胡適傳》等等。（這些文章均明確署名「余秋雨著」或「余秋雨等著」，至于其它未署名的、也是由余秋雨撰寫的文章還有很多�？甲C出這些文章確實系余秋雨所寫并不困難，因為即使余秋雨本人不承認，但很多當事人都還健在。）

《讀一篇新發(fā)現(xiàn)的魯迅佚文》是典型的石一歌的風格，即把魯迅先生利用來作為他們打人的棒子，恣意曲解魯迅的作品和思想。這篇文章談的是魯迅的雜文《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余秋雨歪曲魯訊所說的「永遠進擊」，對敵人不能講「大度、寬容、慈悲、仁厚」，而直接移用到當時的「反擊右傾翻案風」上，強調「堅持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堅持打擊「復辟狂」－－也就是鄧小平所走的道路。這是魯迅去世后30多年發(fā)生的對魯迅思想最無恥的「強奸」行徑之一。今天那些為余秋雨先生優(yōu)美的文筆傾倒的中學生和大學生們，那些圍著他簽名和一絲不茍地記錄著他的講演的青年們，有誰會想到他們尊敬的、溫文爾雅的余秋雨，也會寫出以上那樣惡劣得不能再惡劣的文字來呢？

余秋雨所寫的《胡適傳》收入《歷史人物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5月出版）一書中。該書為「文革」后期名噪一時的《學習與批判》叢書之一，張春橋和姚文元相當看重這套叢書�！逗�適傳》作為一個典型的個案，很值得研究。自從毛澤東50年代發(fā)起批判胡適運動以后，胡適在大陸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而余秋雨的這篇《胡適傳》顯然是「應制之作」，語氣霸道，文風惡劣，以主子的喜好為自己的喜好，以主子的厭惡為自己的厭惡，完全喪失了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

余秋雨在《胡適傳》中，對胡適百般辱罵，潑盡污水。例如寫胡適剛剛留學美國，「對美國的一切，尤其那建筑在勞動人民白骨堆上的資本主義『物質文明』，他實在是崇拜得五體投地�？吹劫Y本家?guī)�來了老婆孩子到郊區(qū)游玩，他欣慕不已，甚至在宴會上看到晚禮服，他也要擊節(jié)贊賞一番。這樣，他踏上這塊土地不多久，就興高采烈地得出一個結論：『在這個地方，似乎無一事一物不能由人類智力做得成的。』」接著他以一貫的「歪讀」的方式，通過對胡適的一首詩的解讀得出如下結論：「把中國『嫁』給帝國主義，也就是『賣』給美帝國主義，已成了當時胡適的理想。為此，他不惜以『群侍』自比，辛勤奔波呼號了�！购�適還有一首「見月思故鄉(xiāng)」的《百字令》。結尾是：「憑欄自語，故鄉(xiāng)真在何處？」余秋雨先生很有讀出弦外之音的本領，他分析說：「（這）就是說：故鄉(xiāng)究竟在哪兒，在美國還是在中國，他有點搞不清楚了。胡適差點就說出了『我不是中國人』這句話。」

余秋雨在概述胡適在1921年的活動時說：「他似乎已經(jīng)不是一個『提倡白語文』的『學者』、『教授』，而成了一個炙手可熱的政客。為了替帝國主義服務、替北洋軍閥打『強心針』，他幾乎不加任何遮蓋了，什么樣露骨的論調都能發(fā)表，什么樣反動的口號都能夠提出，什么樣腐朽的力量都能夠勾結！」三個排比，氣勢磅礡，體現(xiàn)了典型的「文革」文章的風格。真是個「殺人不見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