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美術出版社新近推出了「日常中國」叢書，分別反映50、60、70、80、90年代中國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書中收入的來自民間的1600余幅照片，王蒙、王安憶、蘇童、葉兆言等作家關于50年代以來生活、工作和學習的回憶，加深了讀者對中國50年社會生活滄桑巨變的了解。那些再平常不過的日常生活，那些本該屬于自己的記憶，在今天則有了不同尋常的意義。

50年代　主人翁　錢理群

「我們是新中國的小主人翁，少先隊是我們自己的組織」，這種主人翁感，是建國初期的時代情緒，今天回味那處處以「小主人」自居的勁頭，仍怦然心動。于是，成立「學生會」（這是為建立少先隊作準備），也不愿由老師指定，而先要「競選」一番。我被班上同學推為候選人，自己發(fā)表競選演講不說，同學們還組織了「競選團」，到處張貼標語。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競選團的小伙伴在老師的幫助下，制作了一條大橫幅，寫著「請投錢大頭一票」幾個大字，這是用我的外貌特徵來吸引「選民」。我的競選對手自不甘落后，第二天也掛出「請投丁大鼻子票」的橫幅，不過「轟動效應」已減少了很多。也許是我的演說詞動人，也許是因為競選方式新穎，最后，我以多數票當選了。學生會成立，自然要組織許多活動。我現在還記得的是曾引起很大反響的「演戲」。演的第一出戲，是由我和同班女同學錢平凱自編、自導、自演的話劇《一群流浪兒》。這是反映舊中國兒童不幸遭遇的悲劇，我演小牛、平凱扮小鳳，還有一位彷佛叫陳明的女同學演瞎了眼睛的姐姐，演得十分動情，每次演出都「賺」了同學和老師不少眼淚。從此，我和平凱都成了「三名」（名編劇、名導演、名演員）人物。為配合當時的政治任務，又自編、自導、自演了《大家都來買公債》的短劇，到江蘇省廣播電臺廣播演出。

60年代　饑饉　韓少功

困難時期，到處都在議論糧食短缺的問題，不時聽說有些人餓死了，有些人被饑餓所逼而逃荒他鄉(xiāng)，更多的人被餓出水腫病──父親就患了這種病。他臉色蒼白，全身浮腫，用指頭在他的肌膚上戳一下，戳出的一個小小肉窩，久久不能恢復原狀。

街上什么東西都貴得嚇人，而且沒有什么吃的可買。出現了很多乞丐，三五成群的。更可怕的是一些劫犯，專搶吃的東西。有次我看見一個工人模樣的剛走出店門，手中一只熱騰騰的饅頭就被一個小劫犯呼地一下搶去了。工人模樣的人馬上追過去，揪住那人的頭發(fā)便打，大哭大喊，硬要用水果刀殺了小劫犯。但任憑他怎么打，劫犯既不還手也不閃避，只是縮著腦袋大口吞吃，一晃眼那只饅頭就吃得乾乾□□了。

口糧標準一再減低，政府提倡用瓜菜來代替米糧。但那時候瓜菜也很難買到了。早上去買菜，得帶上一種購菜卡，根據卡上的購菜限量標準，每人可買上二兩或四兩。很多小學生也擠在菜店的長長隊伍里，伸長頸脖對那些售貨員大喊：「爺爺──」「姑姑──」……他們競相討好售貨員，無非是為了在買菜時能多得到一個小蘿卜或一根小莧菜。

父母想盡了辦法來讓我們姊妹幾個不至于餓倒。有一次，爸爸弄回了很多紅薯藤，說要在紅薯藤里提取淀粉。我們挑了一根藤，●嚓一折，藤的斷口上果然滲出了星星點點的白色漿水，使我們欣喜異常�？墒俏覀儗⑦@些紅薯藤放到鍋里煮熬了好半天，仍然只得到半鍋黑黑的水，又苦又澀，半點兒能塞塞肚子的固體物質也找不著。

家里吃飯也開始計劃配給。每天早上，母親給我們幾個孩子每人切下一塊細糠餅，將細糠餅的大小厚薄仔細比較，怕分配得不公平。到中午，則把半鍋飯攪得泡泡松松的，往桌上每只碗里裝上一勺，就不可能再多了。我是最小的孩子，我的碗也是最小的。每次我都勾勾地盯著哥哥姐姐的大碗，覺得母親對他們偏心，讓他們吃得多。其實后來我也慢慢看出來了，哥哥姐姐也都眼勾勾盯著我的碗，在□慕嫉妒我碗里的豐滿。

出于對父母的畏怯，我們都不敢爭吵，默默地咽下一絲口水，然后默默地離開飯桌上學去。

70年代　看電影　陳村

看到24年前的一則電影廣告，我突然記起了《火紅的年代》中于洋那張令人痛苦的臉和聲嘶力竭的聲音。我還記得有趣的錢廣的三鞭子和他的馬，而《艷陽天》里有什么先進事跡和什么階級敵人，則忘得一乾二□。我至今還會唱「揚鞭那個一甩啪啪地響」。

很久以前，銀幕上比較冷清。我看了很多的「新聞簡報」，看了很多的尊敬的西哈努克親王和莫尼克公主。有一天，斗膽混進千頭攢動的上海紡織工學院的禮堂，看了一場屏幕復制片《智取威虎山》。銀幕上有著網紋，據說是從電視上拍下來的，其工藝頗似今日盜版的槍片。比較起來，我還是喜歡阿爾巴尼亞的影片。「興高彩烈的小松樹啊，大雪染白了你的睫毛」。讀起來有一點現代派的感覺。

我要是說，那些電影是自從電影誕生以來最拙劣的影片，大概是不會錯的。問題在于它也曾盡領風騷，票房超過今天的任何大片。在當時，沒有看過這些影片的城市人，幾乎是沒有的。它已經不再是影片，而是某某路線的偉大勝利和一堂最生動的階級教育課。很好的演員、很聰明的編劇或很有才能的導演們制作了這些電影，雖然那是無論如何也做不好的東西。他們卻竭力要將它做得好一點。

80年代　名片　林斤瀾

名片上印有行當、職務、學歷、身份，讓人一目了然。再有把不及細說、不便明言、不好掛齒諸事，都以白紙黑字出之，也有出之彩繪。并列電話、呼機、電報、傳真、單位地點、家庭住址，更附彩照、漫畫、簽名、格言的。因此雖是方寸之地，卻能夠體現百花齊放國策，兼得「無心插柳」之私心。

有的頭銜過多，只好兩面印刷；也有兩面也擺不平，加大復折疊如摺子。有一位的打開來分三組，隨著口頭解釋道：第一組是吃飯的，第二組花錢的。吃飯的大致是實職，這長那長，經理和經理助理；花錢的可是五花八門的董事理事資助之事。第三組沒有解釋，細看是學歷、學位、獎賞、待遇。

待遇一事有些費解，例如「享受國家一級特殊津貼專家」，有的「享受」前邊更有「終身」二字，有的「國家」印成「政府」，有的無「一級」卻有「貢獻」字樣，可見此事未曾敲定名目，小文也不便考證「所指」與「能指」了。

再如上了外國或世界或國際名人錄，原文也可譯作人名錄。如是人名錄就和「電話本」差不多，若交錢就成更不差什么了。就算是一種花錢的事，也算不得頭銜。

又如「調研員」、「審讀員」后邊加括號，注明局級處級，也許有必要，但必要性不如局級和尚、處級尼姑無疑。因為身處三界外，若不注出來，人們想不到界內尊卑。

眼前是多元的年頭，有此元就有彼元。有只印姓名，注兩行小字：電話與地址，簡樸到極點，連性情都消失了。

一位女企業(yè)家有五六個頭銜，不外廠長經理，但第一個頭銜非常醒目：「全國識字女狀元」。彷佛是「戲說」，卻有獎狀為證。話說這位女士，家傳精制海鮮小吃，在市場開放中，袋裝行銷，罐頭批發(fā)，節(jié)節(jié)獲利�？嘤诔錾砦⒑�，斗大的字識不得幾笸蘿，發(fā)奮圖強，進識字班學習。文化共企業(yè)一色，鈔票與科技齊飛。某年三八節(jié)，全國婦聯頒發(fā)女狀元銜頭。復投資識字班，隨著改革前進，辦成職業(yè)婦女多科進修學校。

這可是「名片文化」的狀元了。

90年代　電視時代　蘇童

曾經讀過一篇報道，說的是一個體重如山的肥胖癥患者，終年不能跨出家門，最后死在電視機旁，警察們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才把那胖子搬出門戶。這個真實的故事不知怎么竟讓我倒吸一口涼氣，我想假如沒有電視這個東西，那可憐的胖子該怎么度過他的一生呀？

這樣的設想當然已經排除了一個前提，我設想他不讀書或者只是偶爾讀書，不聽音樂或者只是偶爾聽音樂，不冥想或者只是偶爾冥想。不能否認的是對于大多數普通人來說，他們一生中的大部份空閑時間是與電視為伴，恰如中世紀那些虔誠的教徒與教堂的關系，電視已經成為許多人日常中的宗教，而電視機幾乎就是一個口齒伶俐吃苦耐勞魅力四射所向披靡的傳教士，整個世界都成了他的教堂�？措娨暤娜藗儗﹄娨暼狈︱�敬之情，他們的身體懶洋洋地躺在沙發(fā)上，他們的嘴里嗑著瓜子含著蜜餞呷著綠茶，但他們的眼睛和耳朵卻關注著電視機的屏幕和聲音，這樣的時刻，克林頓和劉德華，邢質斌和張曼玉，航天飛機和匯源果汁令人驚訝地獲得了一種平等的機會，電視的大嘴對他們一視同仁，電視機前的人們對他們或者熱情或者冷淡，于是換頻道，最終找到一個比較喜歡的節(jié)目，于是一個空閑的夜晚就被電視安排妥當了。

我認識的一個作家朋友堅持不買電視機，因為他說他痛恨電視，但他又喜歡足球，每次世界杯的時候他就跑到別人那兒去看球，看著看著覺得看到別人的不如看自己的，最終就買了電視機，我沒有問過這個朋友是否現還在痛恨電視，但我覺得他不可以再說什么痛恨電視之類的話了，他不可以把電視和足球區(qū)分開來。還有一朋友大概真是不看電視的。有一次他看見電視屏幕上站著一排黨和國家領導人，竟然問，這都是什么人？令在場者目瞪口呆。以為他是幽默，其實并不是，他多年來一直奔波在朋友家里打麻將，沒有時間看電視。這老兄可算是罕見的電視網的漏網者了，但是我可以斷定，假如有一天法律禁止打麻將，他十有八九是會守在電視機前的，以他做事情的風格，他一定會從「你好」看到「再見」。

去年我與一幫文人朋友前往廣東開筆會，住在非常美麗的湖光山色之間，一切都有，就是沒有電視機（偏偏還沒有報紙），于是我們體驗了一種與世隔絕的感覺。那幾天正逢亞洲杯中國隊的比賽，苦了這班癡情的球迷，人心惶惶地到處尋找電視機，主人說山上沒有，山下才有，結果一大群人在夜里驅車下山去，到一家招待所看球，汽車在陡峭的山路上制造了數次險情，下了山我們心有余悸，說萬一有個三長兩短算是怎么回事？于是開始埋怨我們的住所，說就是沒有熱水也不能沒有電視機，都90年代了，怎么可以沒有電視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