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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20年代就被譽為「雨巷詩人」的戴望舒，以短暫而傳奇的人生，塑造了一代中國抒情詩人的內在品質，以至在他離世50多年后，詩歌依然名重詩壇。他的同鄉(xiāng)作家馮亦代先生十分感慨地說：「我心里永遠保持著他《雨巷》中的詩句給我的遐想。當年在家鄉(xiāng)時，每逢雨天，在深巷里行著，雨水滴在撐著的傘上，滴答滴答，我便想起了《雨巷》里的韻節(jié)�！� 也許，是從小受到父親特別寵愛的緣故，戴詠絮的精神世界里多少繼承了詩人的某種內徵，以至她上大學專門報了北外。采訪時，在她不大的客廳里，我被那些充滿著溫馨的花草和飾品溫暖著，聽她侃侃而談，體味著那些并不遙遠的詩意。 「瘢痕」之志 戴望舒的父親戴立誠原是北戴河火車站的普通職員，在戴望舒7歲時舉家遷回杭州，戴立誠后任中國銀行職員。母親卓佩芝出身于書香門第，雖未上學，但她知道許多文學掌故，并能成本地講述《水滸》、《西游記》等古典名著，戴望舒就是在這些故事里萌發(fā)了最初對文學的興趣。 戴望舒的童年生活原本是平靜的，可是一場天花奪去了他活潑可愛的面容。使他的臉上終身落下瘢痕。當他涉世后，生理上的缺陷，常常使他變成別人奚落的把柄，即使后來在詩歌上取得一些成就，但還是常常受到來自同行的嘲笑。1931年12月，戴望舒的中學同學張?zhí)煲碓凇侗倍贰冯s志上發(fā)表一篇題為《豬腸子的悲哀》的小說。小說素材之一就是戴望舒的生理缺陷。紀弦是比戴望舒晚一輩的詩人，他在紀念戴望舒逝世40周年的文章中寫道：「記得有一次，在新雅粵菜館，我吃了滿桌子的東西。結賬時，望舒說：『今天我沒帶錢。誰個子最高誰付賬，好不好？』這當然是指我。朋友們都盯著我瞧。我便說：『不對，誰臉上有裝飾趣味的誰請客�！淮蠹覜]學過畫，都聽不懂。就問什么叫做『裝飾趣味』。杜衡搶著說：『不就是麻子嗎？』于是引起哄堂大笑，連鄰座不相識的茶客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在譏諷與嘲笑中的戴望舒，只有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詩歌上，這是少年時期就立下的志愿。他認為，他這樣一個被生理缺陷困擾的人，要想在社會上立足就必須是某一方面的強手。 天青色的心
1928年，戴望舒憂郁而強烈的感情世界里，深深地愛上了施蟄存的妹妹施絳平。時年18歲的施絳平活潑可愛，與戴望舒憂郁的性格形成強烈的對比。戴望舒那時對愛的表白只是一首詩接著一首詩地寫，其中較為代表的是題為《我的戀人》：我將對你說我的戀人，／我的戀人是一個羞澀的人，／她是羞澀的，有著桃色的臉，／桃色的嘴唇，和一顆天青色的心。 戴望舒當時寄居在上海施蟄存處，雖與施絳平日日相見，但他對愛情羞于啟口，借詩表白，而施絳平偏偏笑而不答。對施絳平一往情深的戴望舒遭到冷遇后，郁悶的心情更加灰暗，他最終以跳樓相挾，要求施絳平答應。本身就談不上喜歡戴望舒的施絳平，在其生命最后瞬間，勉強答應。戴望舒興奮之際，趕緊要父母從杭州趕到上海，向施的父母提親。施絳平父母起初是不同意這樁婚姻的，現(xiàn)在迫于這種情狀，并在施蟄存的努力下，也勉強同意。
1931年春夏之際，戴望舒與施絳平舉行訂婚儀式，聲勢很大，許多朋友都留下深刻的印象。為了訂婚，戴望舒一直在內心世界里走著坎坷的路，敏感的戴望舒自然地感到了某種憂慮。他在其詩《三頂禮》中是這樣表述的：給我苦痛的螫的，／苦痛的但是歡樂的螫的，／你小小的紅翅的蜜蜂。／我的戀人的唇，／受我怨恨的頂禮。他的這種預感果真得到驗證，婚期被拖延下來，施絳平提出的條件是：戴望舒出國留學取得學業(yè)回來有穩(wěn)定的收入后，方可完婚。這時，戴望舒又一次陷入感情的低谷。因為他太愛施絳平，面對施絳平提出的條件，他只有義無反顧。
1932年10月8日，戴望舒在經(jīng)濟非常困難的情況下，為了兌現(xiàn)愛情的預約。他乘坐達特安號郵船離滬赴法留學。 結束8年戀情 在法國的3年中，戴望舒過著極其貧困的生活，由于自費留學的資金不夠，他只得靠譯稿來掙錢。1933年3月5日，戴望舒在給葉靈鳳的信中說：「我在這里一點空也沒有，要讀書，同時為了生活的關系，又不得不譯書，而不幸又生了半個月的病�！顾髞碓谒貞浀奈恼吕镎f：「我記得我怎樣在巴黎的旅舍中，伏在一張小小的書案上，勤懇地翻譯它，把塞納河邊的每天散步也擱下來了�！�1933年8月，戴望舒終耐不住貧困，他寫信告訴父親準備回國。父親焦急中連忙寫信告知施蟄存，施蟄存迅速電告戴望舒，請他慎重考慮回國一事。接著為其籌款寄去，又電告他不要回國。 戴望舒的旅法好友羅大岡曾在文章里記載：戴望舒手上的錢花光了，生活發(fā)生問題，于是他向里昂中法大學申請接濟。因為他是名詩人，有人替他向校方推薦。校方接受了他的申請，條件是他必須和別的申請學生一樣，在學校正式報名，選習一張文憑，學年終了，如果考試不及格，可以再學一年，第二年考試不及格，即被開除學籍，遣返回國。戴望舒得到這個機會后，施蟄存特地去信祝賀。而戴望舒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并沒有好好學習，只不過把此當作生活的保障而已，尤其聽到施絳平移情別戀的傳聞，戴望舒就更不去上課了。
1934年8月，他實現(xiàn)了前往西班牙旅行的愿望，兩個多月的旅行生活給戴望舒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他尋訪了塞萬提斯的故居，考察了洛爾迦的詩歌創(chuàng)作經(jīng)歷，這為他后來的翻譯工作提供了直接的素材。 1935年4月，戴望舒被中法大學開除回國。一種說法是說他因為在中法大學住了兩年半，毫無成績。另一種說法是他在西班牙旅游期間參加西班牙進步群眾反法西斯示威游行。直到走時，他才把這個消息告訴羅大岡。上車時，只有羅大岡一人為他送行，學校沒有給他途中的零用錢，只有一張火車票，從馬賽到上海，是一張四等艙的船票，而其他學生是三等艙，四等艙夜間連被子都沒有，晚上冷得只得蜷著身子來回翻滾。 1935年5月戴望舒回到上海，一個不相信的傳聞終于得到證實，施絳平已確實戀上她原本就喜歡的那個人，戴望舒憤怒之下當眾打了施絳平一記耳光，長達8年的戀愛終于結束。 兩次短暫的婚姻
沉浸在失戀傷痛中的戴望舒，當時住在劉吶鷗的江灣公園的公寓，與穆時英一家挨得很近，為了撫慰戴望舒愛情的傷口，穆時英將自己的妹妹穆麗娟介紹給戴望舒。小他12歲的穆麗娟的清純、秀麗一下就迷住了戴望舒，使他很快從感情的困厄中掙脫出來，并于第二年結婚。但1938年5月，戴望舒全家由上海乘船到香港后，兩人之間的感情也逐漸有了分歧，他常常因一點小事而大動干戈。 據(jù)穆麗娟憶起當年生活時說：「他是他，我是我，我們誰也不管誰干什么。他什么時候出去，回來，我不管；我出去，他也不管。他對我沒有什么感情，他的感情給施絳平了�！� 1940年冬，穆麗娟回到上海決定離婚，戴望舒得知消息后，便給穆麗娟發(fā)出「絕命書」：「從我們有理由必須結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預見這個婚姻會給我們帶來沒完的煩惱。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許你將來會愛我的�，F(xiàn)在幻想毀滅了，我選擇了死，離婚的要求我拒絕，因為朵朵（大女兒戴詠素）已經(jīng)5歲了，我們不能讓孩子苦惱，因此我用死來解決我們間的問題，它和離婚一樣，使你得到解放。」 盡管這封「絕命書」寫得如此傷感，還是未能動搖穆麗娟離婚的決心。戴望舒只好在離婚協(xié)議上簽字，根據(jù)協(xié)議，戴詠素歸戴望舒撫養(yǎng)。
1942年，戴望舒與同在大同圖書印務局的抄寫員楊靜相識，并很快進入熱戀。盡管楊靜的父母竭力反對，但楊靜是個充滿個性的女孩，她沖破種種阻力，毅然與大她21歲的戴望舒結了婚。楊靜從小長在香港，嬌小美麗，活潑好動，結婚時才16歲，由于彼此性格和年齡的差異，加之婚前缺乏深入了解，婚后不久便出現(xiàn)了感情上的裂痕，常常因生活上的瑣事吵架。1948年末，楊靜愛上了一位姓蔡的青年，并向戴望舒提出離婚，戴望舒做了種種努力都未能奏效，兩人各帶一個女兒，詠樹歸楊靜，詠絮歸戴望舒。 忽然來不及 到1949年初，人民解放軍勝利的消息頻傳。曾經(jīng)蒙受「附日」冤枉的戴望舒決定回到北方。這時，卞之琳從英國回國。路過香港，戴望舒決定與他結伴而行，他對挽留的朋友說：「我不想再在香港呆下去了，一定要到北方去。就是死也要死得光榮一點。」憶到這里，戴詠絮顯得有些激動，當時她和姐姐詠素隨父親回來，詠樹隨母親留在了香港。 到北京不久，戴望舒被安排到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國際新聞局負責法文科工作，對于這項工作，他十分欣慰，曾向新聞出版總署的負責人胡喬木表示，「決心改變過去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方向」。而這時，他的哮喘病已嚴重到上樓都要停下來休息一會兒。為了更好地工作，他聽從醫(yī)生建議動了手術，但病情并未好轉，由于惦記《論人民民主專政》的法文翻譯，他提前出院，并給自己打麻黃素針，在家治療。1950年2月28日上午，他照例自己打麻黃素針，為了能早點治好，他加大劑量，注射后不久，心臟跳動劇烈，撲在床上就昏迷過去，等送到醫(yī)院，已經(jīng)停止了呼吸。戴詠絮說：「父親死時，我才6歲。我當時是父親最寵的一個，父親忽然去世，我感到很害怕，只覺得家里來了許多人，便跑到離家很遠的僻靜的地方發(fā)呆。現(xiàn)在想來真是一場夢，殲怪那時太小，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傷心�！�
命運多舛的戴望舒一直在曲折中行走，當曙光照耀他時又過早離世。卞之琳在悼念文章中說：「望舒的忽然逝世最令我覺得悼惜的是：他在舊社會未能把他的才能好好施展�，F(xiàn)在正要為新社會大大施展他的才能，卻忽然來不及了�！拐浴队⒉拧�2001.7 戴望舒小檔案 戴望舒原名戴丞，字朝□。1905年11月5日生于浙江杭州，祖籍江蘇南京。8歲入杭州鹺務小學讀書，14歲考進宗文中學；1923年中學畢業(yè)，進入上海大學學習；1925年秋季轉入震旦大學法文班學習。著有《我底記憶》、《望舒草》、《望舒詩稿》、《災難的日子》。1938年5月曾主編《星島日報．星座》副刊、《頂點》詩刊、《華僑日報．文藝周刊》，1950年2月28日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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