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入博鰲

文/ 楊瑞春

�牐狚堄缊D為中國加入世貿談判征戰(zhàn)了15年，他的經驗已經成為后來者不可多得的"財富"。

　　今年年初，年屆60歲的龍永圖為自己做了一個全新的選擇，就任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幫助亞洲國家走進世貿大門正是他目前的職責。他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推進亞洲經濟一體化。而這一目標的完成，在龍永圖看來，還遠遠看不到邊界。6月初，龍永圖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的專訪。

　　記者：再過幾天就是您60歲的生日，博鰲論壇今年的年會因為SARS的原因被迫推遲了，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生日禮物，您是不是會有點沮喪？

　　龍永圖：沮喪倒談不上。去年年會因為組織問題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為了挽回這些負面影響，我確實想做出更大的努力，想把會開好。但是我這個人從來都把事情看成兩面，一方面我認為我們已經邀請了近十個國家的總統(tǒng)、總理參加，請了很多著名的經濟學家、知名人士，年會推遲，等于一切都要重新來做，從這個角度是有點失望；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就有更多的時間來籌備，可以籌備得更好。 記者：您一直備受贊揚，但是在SARS這個問題上，您卻被香港媒體批評，因為您3月底批評他們報道SARS不夠中肯。

　　龍永圖：我認為香港媒體對我的批評是不公正的。因為我當時并沒有說不需要報告疫情，而是希望不要過分炒作。我當時對香港媒體講，你們的報道能不能平衡一點，既報道SARS是一個很嚴重的疾病，又報道SARS是可以治療的，也就是說要把握一個度的問題，過分炒作造成心理上的恐慌是很危險的，不僅造成社會混亂而且造成經濟持續(xù)混亂。我當時想提出的是一個媒體的社會責任問題。媒體在報道時不應該把人家的觀點歪曲以后，再去批評被歪曲的觀點。

　　記者：在那之后您好像很快把精力轉到了"SARS與亞洲經濟研討會"上面，那是那一階段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國際會議，為什么要召開這個研討會？

　　龍永圖：4月底我會見了兩個西方大媒體首席代表，當時他們給我的信息非常悲觀，認為SARS對政府的形象、對中國經濟的信心造成了重大影響，而且這種影響是不可恢復的。當時我就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也就是后來在研討會上說的"一個銅板的兩面"這個說法。我后來又研究世界銀行、亞洲開發(fā)銀行等各大銀行的分析，發(fā)現(xiàn)他們的分析還是比較客觀的，他們掌握了充分的證據(jù)，用一種理性的、科學的方式來判斷，得出SARS對中國經濟影響不是很大的結論。這個時候我就覺得，光我龍永圖一人說是不夠的，需要一些比較中性的國際組織和摩根士丹利、高盛這樣有著扎實研究基礎的金融機構出來講話，所以就想做這樣的一個研討會。

　　這個研討會，我們既請了亞洲開發(fā)銀行、世界銀行、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這樣比較權威的機構，又請了國際最重要的投資銀行的專家、跨國公司的代表、主流媒體，包括發(fā)表批評意見的媒體來發(fā)表意見，實際上是一個互動的比較活躍的過程。 從我那次和這兩個媒體談話到研討會開幕一共才兩個星期時間。

　　記者：你們的效率確實很高，我不知道像這樣的一種快速反應機制在博鰲論壇是不是一種常規(guī)機制？

　　龍永圖：很多人以為我們博鰲亞洲論壇就是每年的一個年會，當然這是我們一年中最重要的一次活動，但是博鰲亞洲論壇既要注意亞洲經濟一體化這樣一個中長期的問題，也應該對亞洲經濟出現(xiàn)的一些重大問題做出反應，這樣更能讓人感到博鰲論壇是一個有活力的組織，而不是一個一年組織一次大會的清談機構。 記者：您從1月份辭去外經貿部副部長職務，就任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到現(xiàn)在已經有5個月的時間了，您對新角色感到滿意嗎？

　　龍永圖：應該說還是感到非常興奮，因為我比較喜歡做有挑戰(zhàn)性的事情。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對我來講是一個既生疏又熟悉的工作，生疏是我從來沒有干過這一工作，熟悉是因為我從1976年底到1986年一直在聯(lián)合國工作，熟悉國際組織的運作方式。

　　記者：在某種意義上，對您來說，博鰲論壇的工作和世貿談判是否可以看成是一個進程的兩個階段，也就是在全球化趨勢下謀求中國經濟的最大利益？ 龍永圖：博鰲亞洲論壇是亞洲國家的國際組織，準確地說，博鰲亞洲論壇是在謀求亞洲整體利益的情況下謀求各個國家，當然也包括中國的最大經濟利益。

　　記者：但從政府高官到國際民間組織的秘書長，在中國確實是一個非常規(guī)的選擇，因為在中國的傳統(tǒng)價值判斷里，也許前者更有誘惑力。

　　龍永圖：我只能說這是中國的傳統(tǒng)觀念，并不是世界通行的做法。在許多西方國家，今天是大學教授，明天就可能是部長；今天是總統(tǒng)，明天可能成為學者，這是很正常的。

我到博鰲亞洲論壇工作，是由政府推薦，理事會通過決定的。我也很樂于接受，從我個人的背景和經歷來講也比較適合做這個事情，很容易進行角色的轉換。

　　記者：世貿談判您用了15年時間，您期待能在博鰲論壇上看到亞洲區(qū)域經濟一體化的目標實現(xiàn)嗎？

　　龍永圖：我想亞洲區(qū)域經濟一體化是一個比較長的進程，到底能夠多快，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亞洲各個國家的意愿，再者就是取決于整個市場力量--如果整個市場的壓力很大，不搞區(qū)域經濟一體化亞洲經濟就要吃大虧，那么這個進程就會快一點。

　　總之，不可能指望在一夜之間成立亞洲經濟共同體，近期目標還是促進東亞經濟一體化，我覺得先搞"10+3"--也就是東盟10國加上中日韓，然后在這個基礎上再慢慢擴大到其他國家去，水到渠成比較好。能不能在任內完成這個目標我倒不過多注意，因為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是5年一個任期，允許連任，從現(xiàn)在年齡看我最多干兩任，也就是10年，之后我希望讓更加年輕的人來管。所以我并不想在任內能夠走多遠這個問題，而只是想加快這樣一個進程。

　　記者：做這樣一個具有挑戰(zhàn)性的事情，您覺不覺得有什么障礙呢？

　　龍永圖：這個工作需要非常好的協(xié)調和溝通能力。我需要和理事會進行溝通，我們還要和一些大的公司進行溝通，了解他們在亞洲經濟一體化的過程當中有什么需要。因為經濟全球化或者一體化的重要的載體就是跨國公司，他們是經濟一體化的內在動力，政府不過是適應這樣一個需求。

　　記者：您不是一個傳統(tǒng)的官員形象，您好像并不太多隱藏自己的情緒。

　　龍永圖：我一直很直率，從來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不管是對領導、對同級、還是對下屬，我從不隱瞞觀點，因為很多事情總得有一個人先說出來。有時候，一個事情大家都非常清楚，都看到了，但你第一個說出來就要承擔一定風險。但是我覺得承擔一點風險也沒什么關系，因為中國的政治環(huán)境和過去完全不一樣了，不像"文革"或者是以前的某些時候，講出一些觀點就會產生多大的后果。

　　我做什么事情都是義無反顧。說實話，我對頭上的烏紗帽是看得很輕的，我們這么多年來一直強調要做事，不要做官，我覺得真正做到這一點不是很容易。我認為做任何事情都要克服官本位的思想，為社會、為人民做事情并不是非要做官才能做到，我們國家發(fā)展得很快，我想觀念也會很快發(fā)生變化。

　　記者：SARS對中國官員的意志和觀念都是一個挑戰(zhàn)，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龍永圖：我覺得對大家來講有個很重要的啟示：一是要充分尊重人民的知情權，因為在今天這個信息社會，老百姓可以通過很多渠道得到信息，有的信息是準確的，有的信息是不準確的。政府及時發(fā)布科學、準確的信息來引導輿論對于整個中國社會穩(wěn)定有很大意義。舉一反三，如果我們用發(fā)布疫情的精神來發(fā)布經濟信息的話，我們在經濟方面的指導作用就會更強，對整個經濟的服務就會做得更好，老百姓會更加注重政府在經濟工作中的領導作用。

　　過去我們是靠指令、計劃來指導經濟，現(xiàn)在應該靠準確的信息來指導經濟。發(fā)布事關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經濟信息的時候，比如股市信息，有隱報瞞報的事情，也應該采取很嚴厲的措施。我覺得性質是完全一樣的。

　　另外，SARS給大家的啟示就是對于政府職能的一個重新考慮，政府應當減少對經濟的直接干預，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提供公共健康這樣的公共產品上面。也就是對于政府應該干什么，不該干什么，重點干什么應該有更多思考。

　　記者：您前兩天在網上聊天時說過一件事，說您小的時候剛剛學會游泳，就游到了家鄉(xiāng)小河最深的地方，當時是拼了命地終于游了過去。這件事情對您的影響很大，看來您做事情的風格是一以貫之？

　　龍永圖：噢，那個時候我是沒辦法，因為我當時對游泳似會非會，卻一下子從淺水區(qū)游到深水區(qū)，如果不游過去就有滅頂之災。當時我講話的背景是，為什么人會對家鄉(xiāng)有那么深的感情，是因為人生的很多第一次經歷就是在家鄉(xiāng)得到的，我的第一次生死搏斗就是在這個小河溝里得到的，我拼命掙扎，總算是闖過來了。

　　記者：總算是給我們留下了一個世貿談判首席代表（笑）……

　　龍永圖：我覺得一個目標一旦設定就要努力去做，但是還是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否則一意孤行就是蠻干了。

　　記者：很多人對您的名字有一個解釋，龍代表中國，永圖就是永遠奮進，您同意這個解釋嗎？

　　龍永圖：名字都是父母親給的，當然他們是希望我不要滿足，永遠都要有新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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