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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首相小泉對美國進行的“外交謝幕之旅”之所以引起國際媒體高度關注，原因主要有兩個：一、這是布什褒獎小泉過去5年凸顯對美外交策略的極好機會；二、“后小泉時代”即將開始，日本對美外交是否將延續(xù)小泉風格？日本在其外交政策的另一根支柱--對亞洲關系方面，可能展現(xiàn)什么新的姿態(tài)？

　　日本外交兩大支柱

　　日本外交素來由兩大支柱組成，一是對美外交，二是對亞洲外交。

　　二戰(zhàn)之后，日本外交的主要基調基本上定位在日美同盟上，這在當時的日美看來有其戰(zhàn)略作用；對美國而言，這也是它遏制日本國內極右勢力的一把“雙刃劍”。

　　但冷戰(zhàn)結束后，所有的戰(zhàn)略框架都發(fā)生了變化。由于中國經濟和綜合國力的迅速崛起，防范和牽制中國成為日美同盟的主要目標。無論日本還是美國，都需要利用這一同盟來完成其防范中國崛起的心理目的；日本近年在靖國神社問題上不斷挑釁中日關系的底線，不但是由于小泉個人的獨斷獨行的性格，而且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日本的這一戰(zhàn)略考慮。

　　因此，小泉執(zhí)政5年，日本的兩大外交支柱明顯地向美國一邊傾斜。與此同時，小泉也試圖在追求所謂“正常國家”的道路上邁出步伐。問題是：二戰(zhàn)結束已經六十多年，當年的另一個法西斯國家——德國，由于對戰(zhàn)爭歷史的深刻反省，早已被國際社會接納為“正常國家”；而日本的錯誤歷史觀和戰(zhàn)爭觀，卻導致亞洲鄰國對其成為“正常國家”的疑慮和警惕，因此日本的“正常國家”道路首先遭到亞洲國家抵制。

　　小泉戰(zhàn)略傾斜：凸顯邏輯相悖性

　　小泉本來以為可以通過凸顯對美關系，既達到保住亞洲中心地位的戰(zhàn)略目的，同時又藉充當美國馬前卒來獲得成為“正常國家”的籌碼。但是這兩者在邏輯上原本是有沖突的：日本要凸顯日美同盟，就必須在主權和獨立性方面作出一定的犧牲；而其要成為“正常國家”，又必然遇到來自美國的疑慮和防范，與美國的戰(zhàn)略利益發(fā)生沖突。

　　因此，在凸顯對美外交、追求“正常國家”和處理對亞洲關系這三者之間，存在著邏輯上的相悖性。然而，小泉在執(zhí)政的前幾年并沒有深刻認識到；相反，他還是希望藉凸現(xiàn)對美關系來平衡他與亞洲國家的關系，并以對亞洲國家關系的橫沖直撞，來獲取成為“正常國家”的籌碼。這也就是小泉和其他日本領導人一再聲稱，不能在靖國神社問題上屈從于中韓等國壓力的內在心理動機。

　　不過小泉對日本與亞洲關系的沖撞，已經觸動美國在該地區(qū)的戰(zhàn)略利益；同時，一些經歷過二戰(zhàn)的美國政治人物也在靖國神社問題上不斷向日本施壓，導致小泉在外交戰(zhàn)略實際上已經走進一條死胡同。

　　“后小泉時代”的日本領導人需要一個全方位的思考。鑒于日本的戰(zhàn)略考量，未來日美同盟必然繼續(xù)成為日本外交的主基調；但從日本的終極國家利益出發(fā)，日本有必要對小泉時代的一頭傾斜戰(zhàn)略作出調整。正如一名資深日本外交官對筆者表示的那樣：“對日本這樣的島國而言，最聰明的外交戰(zhàn)略就是在美中兩個大國之間保持平衡�！�(摘自馬來西亞《南洋商報》；作者：邱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