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回來后，我們這邊也有較長時間的磋商。因為這個公司的基金會，當年的經(jīng)費在與我們接上頭時，已在災區(qū)作了幾百萬捐助。馬上要安排資金一時有些困難。但最后經(jīng)我們，和家錕的事務所，和基金會，甚至和擬議中要為我們做義工的志愿者方面幾經(jīng)商討，電話、電郵往返，拿出了方案，除我們原來所捐資金外，不足部分由廣州那家公司的基金會出，設計由劉家錕的事務所免費做，并反復磋商出一個各司其職的方案。

　　但這個計劃最后也流產(chǎn)了。原因就是，我們這個方案有自己的節(jié)奏跟方式，既包括工程進度，也包括資金投入到位的階段；但在災區(qū)情況又有變化，原三年重建計劃要提前兩年完成。在這樣一種情形下，我們所做的方案并不能與政府的時間表吻合。而公司的資金投入也是分時分段的。其實，這時災區(qū)的情況并不如我們所預想的那樣資金缺乏，特別是學校這樣的重建項目，有實力的捐助者很多，政府的投入也很充足，加上汶川縣是由廣東省援建，資金投入力度更大。所以，后來這個計劃流產(chǎn)，跟我個人也不無關系，就是在還有可能進一步努力爭取的時候沒有更加努力去做。原因是擔心這件事情不能在政府要求的兩年重建時限內(nèi)完成。因此，到去年年底時，就正式結束掉了。為此，至今對劉家錕兄、對廣州的朋友深懷歉疚，他們是熱心要做成這件事情的，是我的溝通協(xié)調(diào)能力太差，以至于這件事情沒有做成。順便說一句，所以沒有公開廣州這家公司的名稱，也是基于一個顧慮：那就是如今的社會風氣下，很少有人能以善意揣度人的活動，所以，一旦公開名字，怕把別人、特別是一個機構牽扯進一個莫須有的漩渦之中。希望大家能夠理解。

　　至今那七十多萬還放在阿壩州教育基金會賬上。初步的想法是用于那些重建后的學校的軟體建設，比如圖書館(室)、多媒體設備等。但作這種裝備，可能還需要等待一些時間。當然也還有重災區(qū)之外的一些地方主動來聯(lián)系，他們也受到地震的影響，只是程度較輕，未被列入災區(qū)，所以資金稀缺，希望把這筆錢投到他們那里，但這又有一個當初的捐款者意愿的問題，好像也不太恰當。所以，在這件事情的操作上，我還覺得也對不起麥家、楊紅櫻和所有捐款的朋友。

　　在這個過程中，好多事情是出乎我們意料的，也推翻了過去的經(jīng)驗。首先就是災區(qū)學校重建的方式、規(guī)模、教育布局更合理的調(diào)整，政府與社會各界投入的巨大資金，都遠遠超乎于我們的預想。從大的方面講，這是一件我們所有人應該為之高興的事情。最近，又把差不多所有災區(qū)重走了一遍，普遍反映就是，災區(qū)重建后，基礎設施的建設比之于過去起碼提升了十多年。也就是說，重建后的災區(qū)，按過去的發(fā)展速度，可能要十多年后才會達到今天的現(xiàn)狀。我自己在80年代作過多年的鄉(xiāng)村教師，想想當年我執(zhí)教的學校，看看今天正在平地而起的那些嶄新的學校，我的這種感受更為深刻。其次，民間與志愿者的種種行為與意愿有自身的運行規(guī)律與方式，如何與政府的運作協(xié)調(diào)對接，不是單方面的問題。中國的民間力量要充分動員起來，并產(chǎn)生最大、最優(yōu)的效果，無論是民間還是政府，都需要學習，都需要積累經(jīng)驗。一句話，僅有意愿是不夠的，還需要行動能力；僅有行動能力也許還不夠，還得有一種機制保障不同力量的匯聚與對接。

　　本來，我的募捐記就想寫寫這方面的一些感受，想來，這樣的思考對于將來想到做此類事情的人或機構，對我自己，至少是有一點建設性意義的。因為，我和我的朋友并不是第一次參與公益性的活動。但這些活動怎么產(chǎn)生最優(yōu)的結果，是每一次參與后都會引起思考的問題。完全出乎意料的是，如今卻要以這么一種辨白的方式來完成這段文字。但是，畢竟向社會、向公眾作出說明，也是自己應盡的義務。特別是因為我與阿壩這么一種特殊的關系，好像更應該作些說明。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我不能說我心中悲涼，我也不會說覺得受了多么大的冤屈，我想說的是，我希望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不是每一個人都把別人的任何行為都想像得蠅營茍且，不是每一個人都懷疑別人每時每刻都在作私利的盤算，不是每一個人都以為自己身處某個假想的道德高地而覺得有天然的權利隨時隨地對別人進行審判。這種審判有一個風險，那就是這種行為弄不好也是一種自我審判。是的，我們所做的事情并不完美，但我想，至少是對這個社會貢獻了一點善意；至少證明這個社會，世道人心并不完全是一團黑暗。

　　2009年6月17日零點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