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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yōu)槭裁磁u北大改革？
在燕園未名湖南岸林蔭深處一條蜿蜒小路邊，靜靜地矗立著一尊蔡元培先生的銅像。在先生的像前，時常會出現一束鮮花，這不知名者敬獻的鮮花，代表著北大人對蔡先生的景仰和感激。而事實上，蔡元培從未在燕園里工作過(蔡先生時期的北大，校園還在北京城里的沙灘紅樓)。
然而正是蔡元培主政改革的10年，成就了北大，直至今日，這所“中國最高學府”還多半仰賴著那個時代造就的輝煌。
“北大是改革的產物�！北本┐髮W黨委書記閔維方在談到今天的北大改革時同樣這樣概括。最近一些天以來，這位北大的一把手、美國斯坦福大學教育經濟與管理專業(yè)的博士，頻頻參加校內外的各種會議、在中央電視臺亮相，闡釋北大人事改革的理念和具體做法，為推進改革的步伐而奔走。
而這次改革的最直接推動者，北京大學校長助理、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張維迎則把自己隱藏了起來——執(zhí)筆起草了《北京大學教師聘任和職務晉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見稿)之后，這位牛津大學的博士、中國近年來最活躍的經濟學家之一，在北大校內成了反對改革者的靶子。
網上的一些文章直接把矛頭對準了張維迎，里面不乏人身攻擊。因為這個原因，張維迎在寫了一篇3萬余言的改革方案說明文章之后，拒絕接受采訪。7月9日，記者在一次會議上遇到張維迎。北大校長許智宏臺上講話的時候，他安靜地坐在會場的一個角落里，不時略顯疲倦地摘下眼鏡低頭沉思。
當記者提出采訪的要求時，他一邊說，“我最近很忙，采訪的事過段時間再說吧”，一邊和善地伸出了手。
與此同時，走在北大的校園里，幾乎感覺不到這次改革的震蕩，學校已經開始放暑假，畢業(yè)生們收拾行囊準備各奔東西。然而論戰(zhàn)仍然在激烈地進行——它們大都發(fā)生在網上。在北大的未名BBS和一塌糊涂BBS上，充斥著討論這次改革的文章，而改革方案已經三易其稿。
本刊記者/李楠
最初，北大校方的想法是將方案初稿下發(fā)到各院系征求意見，把討論的范圍控制在校內，但事與愿違，方案很快全文傳播到了網上，一場大討論隨之而起。
也許只有北大才有如此號召力——一個大學的內部改革成了全社會的公共話題——“北大改革”的字眼登上了國內許多新聞報刊的封面或頭版；支持者和批評者在電視臺的演播室里唇槍舌劍；從北大本校的教師、學生，到全國各校、各路知名學者，乃至海外華人的學界大腕紛紛席卷進來，加入了這場論戰(zhàn)。
這就是北大的獨特之處：它的改革從一開始就走了一條公開、透明和民主的道路。雖然在第一次方案公布之初，就有人在網上建言：北大的改革壞事就壞在太過于民主之上，讓那么多人隨意地說話，方案恐怕反而很難推行。
但這里是北大，不是一家普通的國企，這里集中了如此多的才子精英，如此多有表達意愿同時也具備表達才情的高人，從學術大家到無名后生。在北大，人人都有說話的權利，如此情形下，想不形成今日之人聲鼎沸、縱論改革、以致于三易其稿的局面都不可能。
年輕教師：吃柿子專揀軟的捏，我們成了弱勢群體
據統(tǒng)計，此次改革直接涉及到利益的將達3000多人，北大眾多的年輕副教授和講師、以及寄望于取得博士學位后留校的學生們，大都身在其中。
改革方案第一稿，做了這樣一個“硬性”規(guī)定：“講師層面的流動比例控制在總量的1/3以上，副教授層面的流動比例控制在總量的1/4以上。”此外，第一稿還規(guī)定原則上不直接從本院系應屆畢業(yè)生中招聘新教員，這意味著徹底卡死了本校學生留校任教的可能。
年輕的副教授和講師們于是成了方案的第一批激烈的反對者，特別是那些本來按照舊例，能在近兩三年內晉升為教授的人。一時間，北大BBS上出現了無數篇聲討草案和草案起草者“張大教授”(張維迎)的檄文。
對于改革動因的揣測也比比皆是，有人說，“北大把國家給撥的18億花完了，沒看到成果，為了向上交待找到新的要錢的借口，所以必須要搞出點動靜”；也有人說，“改革是某些校領導為了私利而設的‘尋租場’”……
反對聲浪使一些原來默默無聞的中青年教師成了“名人”，歷史系副教授蔣非非就是其中一位。這位女教師用真名在網絡上發(fā)表了7篇關于北大“癸未改革”的宏論。文中，她給年輕教師們算了一筆賬：他們大都在25歲到35歲之間；他們在6年時間里做出一流的學術成績；他們的平均工作時間是每天16小時，但現在，這一切要一筆勾銷——在一個新體制中拉平到一條起跑線，在1/3的流動比例下競爭。
這些主題各異的論述看起來充滿了對改革的指責，但蔣非非的質疑之聲也招致了激烈的反駁，一家媒體稱，“文章充滿了保守與腐朽的氣息，讀來讓人不明所以�！�
不少年輕教師把改革方案比喻為：典型的“專揀軟柿子捏”。一位要求匿名的年輕副教授對記者說，“這種改革方案是將北大青年教師(特別是基礎學科)徹底地變成了北大乃至社會中缺乏安全和尊嚴的弱勢群體。”
他舉例說，在其所在的一個文史哲老牌院系里，教授的位子已經占滿了，學校不可能再給新的指標，所以未來10年里，將沒有一個副教授有希望晉升，也就是說他們除了走人別無選擇。
這位年輕的副教授表示，在方案設計得如此高的失業(yè)率壓力之下，學術研究工作將成為一種純粹為了生存而掙扎的行為。北大原有的最為可貴的學術理想和精神追求將無容身之地。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年輕教師都在批評改革，光華管理學院講師姜國華就是一位年輕的支持者。他說，“工人可以下崗，為什么大學老師就不可以？”
今年32歲的姜國華1995年在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本科畢業(yè)后，在香港科技大學攻讀碩士，然后又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拿到了博士學位，去年12月，他回到光華受聘講師。在和光華簽訂的合同中，已經包含了6年以后如果沒有一定的成果就要離開的條款，因此，北大今天的人事改革方案對他來講已經不算新鮮。
姜國華表示，希望北大通過改革改出流動性，因為如果沒有流動就不會有真正的壓力，而人是需要壓力才有可能做出成績的。
“一個壓力大的環(huán)境的好處是，可以給人一個自我選擇的過程，這樣可以保證最后留下來的都是熱愛研究的人。”姜國華說。
記者此前在韓國采訪期間，曾遇到在延世大學擔任助教授的年輕學者韓淳九。據畢業(yè)于哈佛大學的韓淳九說，哈佛的助教授都非常辛苦，不但要給學生上課，還要做研究，保證能獲得終身教職，而他們的工資卻比學生的獎學金還低。
姜國華向記者描述了一個年輕學者在國外成長的大致歷程——攻讀博士一般需要5到6年時間；畢業(yè)后運氣好的找到一個一流大學的教職擔任助教授，這個時段一般也需要5到6年；在擔任助教授期間，生活完全和讀博士一樣，被繁重的研究和教學任務所累，如果能順利晉升副教授，拿到終身職位后可以稍稍松一口氣，但是如果拿不到終身職位就要離開，到一個二流大學去，再過5到6年這樣的日子。
在哈佛，助教授最后能留下的比例大約在15%左右，這一比例在美國一流大學很普遍，只有在一些二流的州立大學才能達到50%。
“所以，在美國，能夠當上大學教授是很自豪的，因為在那樣競爭激烈的學術環(huán)境下，教授們是經過非常大的努力才獲得這一職位的�！苯獓A說。
一位參與改革的北大教授，也對青年教師將自己定位為弱勢群體、“軟柿子”的姿態(tài)不能認同，他說，在北大教書是一種Privilege(特權)，而不是Right(權利)，一個人的基本人權不包括在北大當老師的權利，“你必須證明你有這個能力，讓別人知道你的教授職位是通過努力掙來的，不是靠蔡元培，也不是靠國家給的錢”。
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舉辦的一次人事改革研討會上，北大黨委書記閔維方問，咱們北大一些大院系有一百六七十人，外校同類院系有的只六七十人，但別人出的成果為什么并不少？他要求系主任解釋，得到的回答是，系里只有1/3的教師是合格的。
根據公開報道的數字，北大在職的教師一共有2235人，其中擁有教授、副教授頭銜的超過1800人。在世界范圍內，這個數字可能也是創(chuàng)紀錄的。
北大有三個經濟類院系，專職教員中擁有教授、副教授頭銜的，保守估計不下百人，而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舉世聞名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只有20名左右教授，但卻10多次獲得諾貝爾獎。
人文學科：失意的抱怨
北大校園里的第二波反對聲浪，來自一批文史哲專業(yè)的教師，他們中許多人都已經拿到了教授資格，從實際利益上說，改革對他們并沒有直接損害。但受到傷害的，是他們的自尊心。在改革方案中規(guī)定，人文社會科學專業(yè)教師在副教授崗位上最多有4個合同期，共12年，這期間有兩次申請晉升的機會，如第二次申請不成功，從學校通知本人之日起解聘，不再續(xù)約。
誠如一家媒體所言，“就現有水平而言，北大諸學科中可稱全球領先的，恐怕主要在傳統(tǒng)人文學科�！北贝蟮娜宋纳缈浦攸c學科29個，曾經擁有一大批人文學科的大師，比如湯用彤先生、馮友蘭先生、翦伯贊先生、朱光潛先生，以及仍健在的張岱年先生和季羨林先生。
盡管相比理工科副教授最多只能有3個合同期共9年，文科的12年還算長，但在這種傳統(tǒng)的歷史性榮耀之下，北大不少人文學者仍將方案斥責為：那些“假貴族”的新興院系所做的硬性的標準化橫向比較。
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對記者說，大學之間確實有一些東西是可比的，但不是所有的都可比。陳平原認為，北大人事改革的方針過于注重數字，太看重看得見摸得著的指標了。
“他們沒有考慮到中國的具體情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文系青年教師對此評價道。在回顧了過去20年的北大變遷后，這位青年教授形容自1990年初至今，北大一直在墮落，而根本的原因是“北大向市場屈服，賺錢似乎變成了她最重要的目的�！薄敖裉斓谋贝笫鞘裁�？”他情緒激動地說，“她變成了光華管理學院的北大。”顯然，這位青年教師的批評目標早已不是人事改革本身，他傳達出的是傳統(tǒng)的文史哲等系在過去10年中因被漠視而帶來的積怨。
如果說，以往北大之所以成為北大的理由，在其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對中國現代化的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現在，北大之所以成為北大的理由，是因為她可以促進國民經濟的迅速發(fā)展。就連北大1998年專為百年校慶而設計的招生廣告，在回顧近20年的“留給昨天”的“輝煌”，給理工科的“輝煌”地盤，也比人文學科的“輝煌”地盤要大得多。
老北大的文科輝煌讓渡給新北大的理工科領騷，多少示人以北大退出社會，隱入技術世界的意味。
再一方面，大學對文理科學者的回報也大不相同，后者日益成為新興的市場經濟的弄潮兒，既獲得豐厚的物質回報，也獲得重要的學術地位。而文科學者明顯陷入一種哀怨的不滿狀態(tài)。職評中受冷落的一位人文學科年輕學者，帶著遺憾、惋惜、憤怒等復雜的心情，撰寫了轟動一時的《北大，魂兮歸來》。
但是北大的文史哲專業(yè)沒落似乎有其自身的原因，一位北大的青年研究生，對北大文史哲團體發(fā)出批判之音：“文史哲事實上早已完全墮落，不復具有它們的原始風采了。曾經在大學前臺引領大學發(fā)展方向的文科學者，現在既不成為學校的中心人物，更不成為大學的精神靈魂；即使是仍然在前臺活動的比較活躍的文科學者，也大半是學術性人物，而不是思想性人物。他們已經無力給變化社會提供具有思想力度的理論指引�；蛘咦兂闪艘庾R形態(tài)化了的學者�！�
本土學者：一流大學不等于是美國大學
“如果我現在還是副教授的話，按我的脾氣，我肯定馬上就走。我相信，我走了是你北大的損失，而不是我的損失。”北大中文系教授錢理群這樣對記者說。
已于一年前退休的錢理群教授在北大學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在年逾不惑之時才在中文系拿到了碩士學位。
激怒錢理群的，是他所理解的此次人事改革的理念。改革方案第一次征求意見稿中曾有這樣一條規(guī)定：“除少數特殊學科外，新聘教授應能用一門外文教學授課�！痹阱X理群看來，改革背后的含義是，沒有留過洋的不能當北大的教授。
“這是非�；奶频�，如果他們膽敢實行的話，結果只能是毀了北大。他們理解的一流大學就是美國大學�！卞X理群說，“按這樣的改革，梁漱溟怎么辦？沈從文怎么辦？要是聞一多看到這樣的規(guī)定，非勃然大怒不可�！�
和錢理群有著相同憤怒者不在少數——事實上，這條規(guī)定再一次勾起了學者們之間關于“海歸派”與“本土派”的爭吵，后者指責改革是海歸派學者企圖搶占地盤的做法。
關于教師的聘任制，改革方案的第一稿曾規(guī)定“空缺教授崗位1/2以上對校外(國內外)公開招聘，對外招聘名額不得用于內部晉升。”
北大社會學系畢業(yè)、現在美國芝加哥攻讀博士學位的李猛對此質疑說，盡管外國學者也在研究“我們的文化和歷史”，甚至有不少頗有建樹的學者，但是否在中國歷史，中國語文和中國哲學方面，海外學者的研究水平在整體上、能夠甚至應該成為評價中國學者水平高低的標準呢？
李猛懷疑北大的改革，可能建立文史哲學科在學術評價體系上對海外漢學研究的依附“以美國學術界的邊緣學科來規(guī)范中國大學中最具學術底蘊和研究傳統(tǒng)，也是對中國人的政治經濟生活與文化思想影響最為深遠的部分，這是否是與建設一流大學的努力背道而馳呢？”
顯然，李猛把此次改革理解為，它可能使北大未來會立足于通過招聘海外人才，建設中國的一流大學。李猛反問道，“哈佛大學除了在東亞研究領域，聘用過多少華裔教授呢？在整個美國學界，又有多少華裔教授，真正在各個領域是從事前沿性的研究呢？如果我們在美國都無法招聘到足夠的一流人才，我們豈不是永遠也不能建立所謂的世界一流了嗎？”
錢理群則認為，“此海歸非彼海歸”，五四時期的海歸學者不但精通西學，同時有著深厚的國學功底，而且他們出國學習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決中國的問題。
“如果按照這樣的改革思路，我肯定是當不了北大教授，我一不懂外語，二沒有博士學位，三我研究的問題按照國際漢學界的標準可能也根本沒有價值�！卞X理群生氣地說。
作為人事改革工作小組成員的李強教授，對這樣的質疑聲音不以為然，他在倫敦大學拿到博士學位，然后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思想委員會學習，看起來屬于通常人們所說的“海歸派”學者。
“我怎么是‘海歸’呢？出國前，我當了20多年的農民，直到今天我也說自己是個農民，張維迎也是陜西的一個苦孩子出身，我們都是地道的‘山藥蛋派’�！崩顝娬f，“能用一門外語講課”并不意味著“要用外語講課”，這是兩碼事。
這位自稱是山藥蛋派的從海外歸來的教授表示，北大的老師有越來越多的機會到國外和同行交流，熟練掌握一門外語是必要的。
另一群反對者：這是一場不徹底的改革
對北大改革方案的第三波批評，讓人最難下評判，因為這些批評大多來自一些德高望重的學者，他們的批評，也并非是對北大改革簡單地說YES或NO。
出身于北大、現在清華任教的社會學家孫正平說，你可以發(fā)現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對方案持贊成態(tài)度的，更多的是離北大較遠或完全沒有關系的人；而對該方案持批評或保留態(tài)度的，則大多是與北大有種種關系的人，或是本身就是北大的教師，或是與北大有某種淵源(如北大的畢業(yè)生)，或是對北大有較多了解者。
孫正平認為，在大學改革這件事上，至少有兩個問題是更為根本性的，而且在順序上也必須放在人事制度改革的前面——首先是一種公平而有效的學術評價機制的建立；其次是破除中國大學中的官本位。
確實，如果僅僅從邏輯來看，有了(改革方案)的幾項制度安排，似乎可以大體保證學術評價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國外的有關制度安排也不過如此。但問題在于，國外大學中的那些制度是以其幾百年的大學學術傳統(tǒng)為基礎運行的。而在中國的大學中，這些制度運行的環(huán)境并不相同。
這是一種目前很有代表性的反對意見：為什么改革不從學校的行政系統(tǒng)和學術官場化改起？不從這里改，改革有意義嗎？
北大到底有多少工作人員？這是個謎一樣的數字，記者最終沒有得到一個準確的數字。最普遍的說法是，北大共有8000多員工，其中教師編制為2235人。而行政后勤人員占有了學校大部分的資源。
新中國建立以后，中國的大學經歷了院系調整和知識分子改造，被納入了整個國家的行政體系，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的地位完全顛倒過來，這種逆轉在文革時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并一直延續(xù)到改革開放初期。
北大政府管理學院的李強教授是老三屆的北大學生，在讀本科期間，曾以學生會副主席的身份跟食堂協(xié)商提高伙食質量問題。一個老炊事員的話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仍念念不忘：“讓我提高伙食質量，我沒有動力呀，我和你們系的趙寶煦一年進北大，可人家現在是教授，我呢，還是個炊事員！”
一位北大老師曾聽北大黨委的一位負責人，私下里對現今學校內各種力量做了一個新的定位：教師是大學的主人，行政人員是大學的“看門狗”，學生則是“爺爺”，均需要給予特別重視。
然而，在這次熱鬧的大討論中，北大的行政人員們基本保持緘默。一方面，他們不像青年教師們那樣善于表達，另一方面，既然改革還沒有到自己頭上，不如看看再說。有一個網上帖子這樣說，“行政職員對此的態(tài)度，多半是‘帶有反對情緒之冷眼旁觀’。因為顯然，一旦教員改革成功，就輪到了他們。所以他們有反對之情緒，內心深處希望改革失敗，或者根本不啟動。但是由于名義上和他們無關，所以他們又冷眼旁觀�！�
盡管改革方案中沒有明確提出，這一派的反對者已經清晰地表示出了他們，“打破行政辦學，建立教授治�！钡南Ｍ�。
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喜歡引用一個故事：經濟學家張五常剛到芝加哥大學的時候，非常關心什么時候可以當上教授，根據什么來評定。張五常于是跑去問，是不是要發(fā)表很多論文？是不是要教很多課？張五常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你有想法，就找教授們去談，其他的教授覺得你行，你就可以當教授了。
“這是天底下最好的制度，”周其仁說，“它也是北大改革在未來將要面對的最大難題。”
這種意見也在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衛(wèi)方那里得到共鳴：“在北大外部體制和一些內部生態(tài)不進行實質性觸動前提下，北大改革前景堪憂。北大甚至教育主管部門能否拿出勇氣，以壯士斷腕之氣魄進行真正的改革？也只有這樣的改革才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不過，對改革不徹底的評價，不應該成為讓改革止步的阻力。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胡大源教授說，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行政后勤的問題無論多大，都不構成不能改革教師隊伍的理由�！斑@有點像小孩子慣用的把戲，別人也犯錯誤了，為什么只批評我？”
實際上，對北大改革的討論到了這個層面上，已經不僅僅是利益之爭或僅僅是觀念之辨，它已經深入到人們對大學精神的本質、教育機制與社會體制的根本問題的重新認識。
無論如何都要進行下去的改革
當改革方案開始研究第三稿的時候，北大的改革實質上已經處于膠著狀態(tài)。然而這場改革卻是無論如何都要進行下去的。
當北大黨委書記閔維方在中央電視臺《面對面》演播室里說出“北大是改革的產物”時，他的語境是蔡元培先生對北大進行的改革。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應北洋政府的邀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甫一上任，就著手對教員進行改革，辭退不合格的教員，不拘一格地延攬有真才實學的人進入北大。當時，北大各科都聘有幾名外國教員，這些人多是靠使館的關系混進來的，蔡元培頂著壓力解聘了一批外國教員，同時大力聘請新派人物來北大任教。一時間，激進的陳獨秀、自由主義的胡適、保守的梁漱溟以及以怪異著稱的辜鴻銘全都匯集紅樓，理科則先后請來了夏元王栗、李四光等知名學者。
蔡元培的另一個功績是建立規(guī)則，他主持通過了《北京大學教師延聘實施細則》，并制定了《教員保障案》規(guī)范教員的使用。關于教員的辭退，《教員保障案》規(guī)定，系里辭退教授要由教授會開會討論，經教授會五分之四同意并經校長認可后才生效。
在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的指導下，北大逐步成為中國新思潮的中心，為后來的五四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也為北大的百年金字招牌涂上了底色。
雖然閔維方在談到今日北大的人事改革時一再回憶起了蔡元培時代，但很難說此次改革是受到蔡元培的激勵。畢竟，時代已經完全不同了。蔡元培完全靠個人的膽識和見識完成了對老北大的改造，而今天北大創(chuàng)建一流大學的努力則被納入了整個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的一部分。1994年，北大第九次黨代會就提出了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1998年5月，江澤民在北大百年校慶大會上的講話中也提出了這一目標。閔維方認為，這標志著創(chuàng)建一流大學從學校行為上升到了國家行為的高度。
“北大是北大人的北大，但更是全中國的北大，全社會的北大�！睂τ诒贝蟮摹肮残浴钡膹娬{，是校方為改革尋求合法性最經常提到的理由，此外，北大的校領導還列舉出“985”計劃國家給予北大的18億額外撥款等支持。這使得有人覺得這次改革更像是對國家一個“有所交待”的行為。
雖然一直有人在指出，今天北大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與當年蔡元培主持的改革的種種迥異，但是無論是哪一派人，對北大改革持何種批評意見，沒有人說改革不應該進行的。對于存在于北大乃至中國整個高校中存在的種種積弊，人們痛恨已久，對于改革的企望，也期盼已久。所不同的，是這場改革究竟應該怎樣進行，以何種方式進行。批評者的意見，也是因為深怕由于方式的不當，而使改革適得其反。
北大教育學院副教授陳曉宇的意見看起來更具有建議性——歷史發(fā)展中，大學在整個社會中一向是最保守的，學術權力又是大學中最保守的力量，它往往以學術自由為借口阻礙任何形式的改革。如果此次改革能夠撼動學術權力，那么其他方面的改革都將是順理成章的事。或者青年學者林國榮下面這段文字，更淋漓盡致地描繪出北大人對北大的心情：
“北大在行動中如此充滿對立、如此愛走極端，不是由原則來指導，而是任感情擺布；它總是比人們預料的更壞或者更好，時而在人類的一般水準之下，時而又大大超越這一水準……只要無人反抗，一根線紗就能牽著他走，一旦什么地方出現反抗的榜樣，他就再無法控制；他總是使他的領導者上當，領導者不是過于怕他，就是怕他不夠；他從未自由到決不會不受控制，也從未被控制到再無力量砸碎桎梏；他長于想象，而非耐心；長于天才，而非常識；他是最光輝、最危險的大學，天生就有所追求，時而令人贊美，時而令人嘆息；時而使人憐憫，時而讓人恐怖。但他絕不會令人無動于衷。
請問世界上哪里還有過這樣一所大學呢？”
北大的五月到七月——北大改革風波始末
本刊記者／李楠
改革行動初始于今年1月召開的北大校領導寒假工作會議。當時，與會者決定強化教師隊伍建設，并確定了幾個基本的原則：一要摒棄進入北大就得到終身制鐵飯碗；二要避免學術上的近親繁殖；三要控制編制。
會上還確立：成立以校長許智宏為首的人事改革領導小組和人事改革工作小組，以校長助理張維迎為首的工作小組受命起草方案草案。經過兩個多月，工作小組在9易其稿之后將草案拿了出來。
《北京大學教師聘任和職務晉升制度改革方案》第一次征求意見稿，發(fā)布于今年的5月12日。這個方案確定了北大新的教師管理體制的幾個基本原則：教員實行聘任制度和分級淘汰制；學科實行末位淘汰制；在招聘和競爭中引入外部競爭機制；原則上不從本系應屆畢業(yè)生中招聘新教員；對教員實行分類管理；招聘和競爭中引入“教授會評議制”。
這一方案在校內激起強烈反響，特別是關于教師淘汰比例等等條文。在各方的阻力下，方案做出了退讓。間隔一個月有余，第二次征求意見稿在6月16日下發(fā)。第二稿在內容上呈現了不小的變化。比如刪去了對教師流動比例的限制，增加了對部分副教授給予長期職位的條目，對校齡滿25年或在本校連續(xù)工作滿10年且距國家規(guī)定的退休年齡已不足10年的老教師的照顧，承諾他們可以工作至退休，刪除了“新聘教授應能用一門外文教學授課”的條文，“分級淘汰”、“末尾淘汰”這樣的術語也不見了。
同時，北大人事改革小組在這段時間里組織了許多座談會，閔維方等改革的組織者頻頻在各種會議亮相、接受媒體采訪，為改革推波助瀾。
據悉，第三次征求意見稿9月出臺。
有消息說，北大人事改革工作小組正在進一步的實施細則，包括新人聘任制度、教師晉升程序、新的學術委員會建立、聘任合同文本等。這些細則將在方案第三稿出臺的同時公布。目前，北大領導在為改革做注解的同時，盡量避免過多的發(fā)表意見，以免激化矛盾。
或許，我們可以把現在的狀態(tài)看成是北大改革的一種膠著狀態(tài)。
“改革執(zhí)行起來的難度肯定非常地大，”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胡大源教授說，“估計到第三稿出來，就已經面目全非了。”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03年第26期，總第14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