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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集體主義的年代，愛心也被有效地整合進了政府行政，“一方有難，八方援”，成為計劃體制威力在愛心上最為有力的展現(xiàn)
記者/何忠洲
在民間慈善舉步維艱之際，由地方政府推動的慈善活動迎風而上。
今年6月，山東威海市委市政府發(fā)起“慈善月”活動，以行政方式層層推進募捐行動，各單位募捐成績被納入績效考核。
今年3月，為改善農(nóng)村人居環(huán)境等，貴州黔西縣在全縣展開了一場“捐資助困、奉獻愛心”的公益活動，為全縣貧困人口捐款。
2006年11月，河南項城政府宣稱，要投資6500萬元對袁世凱舊居進行維修保護，為此，市里動員各單位職工捐款。
之前媒體更有連篇累牘的報道：江蘇省贛榆縣政府辦和縣財政局以縣財政緊張為由，決定停發(fā)在職干部職工一個月的工資作為借款；山西平遙縣為了實現(xiàn)村村通油路，向所有吃財政飯的干部征收一個月的工資作為修路資金……
這一幕幕，對每個中國人來說也許都不陌生：讀書時，老師宣布，“為xx捐款，每個人請交上xx元，班長收后統(tǒng)一交上來�！惫ぷ鲿r，單位要統(tǒng)一收xx以向災區(qū)人民獻愛心；回家時，居委會找上門來，要……
在一個集體主義的年代，愛心也被有效的整合進了政府行政，“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成為計劃體制威力在愛心上最為有力的展現(xiàn)。
就是在市場經(jīng)濟已經(jīng)彌散于人們生活的今天，政府的愛心推動仍然具有不可小覷的力量：
威�！按壬圃隆保潭�10天，募捐現(xiàn)金近2000萬元，企業(yè)認捐基金超過10億。威海市民政局說，該市募捐工作出現(xiàn)“你追我趕的生動局面”。
貴州黔西縣，短短2個月時間，活動共接到捐款1100萬元，捐款人數(shù)達到15199人。
惟一不同之處在于，今日，他們遭到前所未有的抵制與非議。
就在威�！按壬圃隆笔毡P之際，媒體評論聚焦，直指“強制捐款背后的家長制作風”。甚至捐款的當事人，也有著相當?shù)牡种�。《新京報》的報道說，月收入1500元的威海市財政局大廈物業(yè)管理服務中心水電維修工人張樹森，在回家向老婆討要500元的捐款時，老婆說：“什么時候要捐老婆，把我也捐了吧�！�
而河南項城袁世凱舊居的修復，甚至遭到袁氏后人的抵制：“政府讓我們這些袁氏后人盡量多捐，超過1萬元者可以在碑上刻上名字。我們都是普通的工薪階層，不是很有錢�？蓮漠�?shù)卣畟鞒鰜淼恼f法是，這是為我們袁家老祖宗修的，全市人民都捐了，如果我們這些后人不捐，政府的意思是以后回來不接待……”
對于慈善，更為現(xiàn)實的問題是：政府的“愛心推手”直接扼殺了愛心的慈善本意。
政府的愛心悖論
但是，在針對地方政府的種種指責中，很難說他們到底應該有著怎樣的承擔。
一些現(xiàn)實的問題擺在面前：
威海“慈善月”的理由正當而明確，市民政局局長趙香春掌握的數(shù)據(jù)是，在發(fā)達國家，慈善事業(yè)等第三次分配的總量約占GDP的3%～5%，我國目前只有0.1%，威海市為0.03%；
項城的袁世凱故居，事關當?shù)芈糜闻c文化建設，更明擺著6500萬的資金缺口。
而諸如下崗職工幫困基金 、工會基金、希望工程捐款、殘疾人基金、血防基金等等，每一項都迫切需要，名正言順。
這正是中國當前所面臨的一個挑戰(zhàn)。官方資料顯示，目前，中國農(nóng)村絕對貧困人口約3000萬，城鎮(zhèn)失業(yè)下崗者中的貧困人口約3000萬，加上殘疾人、受災人口等其他生活困難者，需要社會救助的人口超過13億總人口的10%以上。
盡管中國政府表態(tài)，將加大對基礎教育、公共醫(yī)療投入，“政策更多地向農(nóng)村傾斜,把投資更多地向農(nóng)村轉移”，但是，毫無疑問，對那些突發(fā)事件中不幸遇難者、對先天殘疾急需幫助者，政府的力量很多時候仍然是鞭長莫及。
而當這些問題擺在面前時，無論是出于臉面、政績還是人道，地方政府都處于聚焦的目光下。
而且，我們甚至很難說，在地方政府“愛心推手”中，他們到底有多大的獲利。
在捐款時，地方政府的官員們也往往要起帶頭作用。政府“指標”的層層分解，首先將落實到組織內(nèi)易被掌握的公務員身上。
5月28日，在威海市“慈善月”活動動員大會上，參加會議的市五套班子領導及出差在外、委托他人捐款的市委副書記、市長王培廷率先捐款5.3萬元；市委辦公室全體機關干部捐款4.44萬元。5月29日，市民政系統(tǒng)捐款6.54萬元……
河南項城，記者從當?shù)匾幻ぷ魅藛T那里了解到，普通工作人員要求捐100元，副科級200元，正科級500元，副處級1000元。
這種捐款指標的層級劃分，雖然在很多民眾眼里，更多地被收入差距沖淡，但是對于很多收入并不高的公務員，仍然是一個極大的壓力。
更何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捐贈法》第四條：“捐贈應是自愿的，禁止強行攤派或變相攤派”。這使得被曝光“愛心”地方政府，無一不對外解釋:政府只是動員，并沒有強迫，捐款都是自愿。
但是，相關的調(diào)查證明，“領導重視”是一切地方行政力量“愛心”得以成功的關鍵。這在對上不對下負責的行政體制下并不是一件難解的事。
而且，從根本上，政府不具備從事慈善的資格。
清華大學教授李說，福利和慈善是兩回事，福利是政府的，慈善是民間的。政府福利和民間慈善一定要分清。
這使得地方政府的愛心慈善之舉“左右都是錯”。
發(fā)動、依靠民間的慈善機構成為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問題在于：中國社會的慈善組織、機構沒有能夠真正的發(fā)展起來。就是在2004年中國政府放開非公募基金會的注冊登記空間后，成立的民間組織仍然屈指可數(shù)，“完全不成氣候，”對中國NGO了如指掌的自然之友前總干事薛野說。
而更多的掛著“中國”、公益慈善等字頭的社團組織，則更多地被人們當作是政府的一部分。其本身性質也令人疑惑。
可能的機遇
民間草根的慈善組織起不來，中國慈善事業(yè)進展緩慢。人們呼喚慈善立法的聲音始終未曾稍斷：
2005年兩會，全國政協(xié)委員朱樹豪曾表示，在全面構建和諧社會的龐大系統(tǒng)工程中，發(fā)達而又完備的公益慈善業(yè)不可或缺。未來應以發(fā)展民間性、職業(yè)化公益慈善業(yè)為總體目標，讓公益慈善機構擺脫官辦色彩，通過完善社會捐贈的體制、機制和法制，提高善款的管理和使用效率。
民盟中央在向全國政協(xié)會議提交的發(fā)言中分析說，中國的慈善機構維持壟斷格局，成了制度缺陷的“瓶頸”，結果必然使慈善事業(yè)依附于政府，無法變成真正的社會公益活動，也就無法吸引更多富人的財富流向公益事業(yè)，造福社會。
2007年兩會，全國政協(xié)委員楊瀾的提案中再次拋出公益慈善立法問題，并呼吁設立全國性“公益慈善日”，并提出，《慈善事業(yè)促進法》頒布之日，可以作為全國性的公益慈善日。
2006年年初，民政部副部長李立國曾表示，《慈善事業(yè)促進法》列入國務院的立法工作和人大常委會審議的安排，已處于起草階段。但是，從2007年全國兩會傳出來的消息說，由于對慈善事業(yè)立法的認識還存在分歧，因此在全國人大的立法日程上，這部法律仍不在考慮之列。
不過，從2008年1月1日起，一個新的機遇出現(xiàn)在人們的面前：按照新的《企業(yè)所得稅法》，企業(yè)為公益事業(yè)捐款，在應納稅所得額的13%以內(nèi)，企業(yè)可以享受免稅待遇。
“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萬通集團董事局主席馮侖如此告訴阿拉善SEE生態(tài)協(xié)會專家楊鵬，“倘能真正落實的話，那將不再是慈善組織找不到愿意出錢的企業(yè)家，而是我們這些企業(yè)家找不到合適的慈善組織。”
正在美國考察的楊鵬告訴記者：在美國，擁有免稅資格的民間組織就有12萬家�！霸谥袊�，恐怕也就不到20家�！�
13%免稅政策的放開，目前尚無具體的實施辦法，但是危險在于，這一辦法面臨著具體落實的問題。
在新的企業(yè)所得稅法出臺之前，老稅法也規(guī)定，企業(yè)為公益事業(yè)捐款，在應納稅所得額的3%以內(nèi)，企業(yè)可以享受免稅待遇。而這并沒有刺激中國企業(yè)家的慈善行為。就在連續(xù)幾年的“中國慈善排行榜”制定之后，人們發(fā)現(xiàn)，企業(yè)家慈善，連同企業(yè)家的社會責任一樣，始終處于一種低迷的狀態(tài)。
現(xiàn)在的區(qū)別在于，3%的免稅標準被提高到13%。會在多大程度上撐開慈善的空間呢？
中國的一些社團組織，諸如中華慈善總會、中國紅十字會、宋慶齡基金會等，按照政策規(guī)定，享受免稅的待遇，但是，具體的手續(xù)辦理仍然是一件極為繁瑣的事。
國家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王振耀曾在接受媒體采訪現(xiàn)身說法：身為民政部的司長，王振耀通過中華慈善總會為慈善事業(yè)捐款500元，按照規(guī)定可以享受稅收抵扣款50元整，但是為了拿回這50元稅款，王司長通過財務，辦理了足足10道手續(xù)，歷時兩個月。
王振耀感嘆道：我是一個負責全國捐贈事物的司長，辦理這些手續(xù)還用了這么長時間，社會上一般的百姓又會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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